没有高大雄伟的关城，没有史诗般的战火硝烟，没有见过“四边伐鼓雪海涌”的浩瀚，也没有闻听“三军大呼阴山动”的誓言，雄奇险绝，却不逊色于六月飞雪的大漠边关……
他们，驮着邓通制造的钱币，驮着卓文君家冶炼的铁器，驮着锦官城的丝绸绵缎……
元狩元年（前122年），钦命张骞由“北方丝绸之路”，再次出使西域，直达欧洲大陆，寻找贸易通道，惊奇地发现连长安也殊难见到的蜀地特产，蜀锦、邛竹杖、苎麻麻布、铁器等，在地中海沿岸比比皆是，仰身长叹，原来在我之前已有人捷足先登。“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印度）”，断定西南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隐秘商道——“蜀身毒道”。
他，身在国外，还不知“蜀身毒道”早已存在，古蜀王子“蜀泮”南下交趾的“秘道”。司马相如又予以整修、打通后，忙于作赋，没有及时将功劳上报朝廷。
到了唐代，“史记三家注”之一的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补充说，“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节高实中，或寄生，可为杖”。寥寥数语，点明两点：邛竹杖产地，邛都邛山；邛竹杖优点，“节高实中”，枝节较长，颇为结实，适合为杖。
《读史方舆纪要》中，清人顾祖禹在说，“邛崃山，一名邛笮山，山峻阻，凝冰夏结，冬则聚寒，产竹，高节而中实，所谓邛竹杖也”。邛竹杖本是商贾、行旅登山、赶路时的手杖，带到异域，深受欢迎，从而大量贩运，成为与蜀布、枸酱齐名的特产了。
在张骞凿空西域、开通北方丝绸之路以前，南方丝绸之路一直是通往东南亚、西亚的唯一通道，该通道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也就是“蜀泮”建瓯雒国之前的越南的冯原文化时期。
功不可没。卓王孙，为了协助女婿完成汉武帝交给的历史使命，不惜拿出几代积蓄巨资，建桥修路，遇水搭桥，建造从邛崃到中东的茶马古道，成就了“南方丝绸之路”历史上的辉煌。
“西南夷”进入祖国怀抱，归宗炎黄子孙行列，各民族进一步团结融合；“西南夷”的深入开发，成都平原经济得以长足发展，巴蜀文化空前开放，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战略大后方。
东汉时，西昌生产的“邛都铜洗”（汉代盥洗用的青铜器皿）就曾远销外地，凉山的牦牛、僰童等珍品，以及脚力优良的笮马，不但深受客商欢迎，更成为进献中央朝廷的贡品。
在《史记》中，司马迁描述：“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童、牦牛，以此巴蜀殷富。”再现在繁华的西昌，人们手持一枚枚“五铢”，等待着马帮的到来，购买各种生活物资或异域奇珍的日常情景。
从成都平原到安宁河畔的稻谷，温暖过多少异客的胃；从雅砻江到大渡河凛冽的水流，溅透过多少旅人的鞋。时至今日，虽已无法了解，在“灵关古道”上，有过多少孤寂和眼泪、欢颜和汗水，但通过“它”，天子看到了一方丰饶领地，世界看到了一个东方王国。
“路”过被称为“邛人”“笮人”部族的领地、三国名将姜维的封地，“走”在司马相如开拓的路上，更“走”在当年那些贩夫走卒、马帮铃响的古老国际贸易通道上……
在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南方丝绸之路上，建城的2000多年的西昌，始终以浓淡相宜的姿态，散发幽幽光芒，伴随“灵关古道”而生，也伴随南方丝绸之路共存、共荣，直至今天……
遗憾。司马相如没有将爱情书写得至善臻至美。两人长久分居两地，在京城想娶茂陵女为妾，给卓文君写了只有十三个字的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
卓文君接信，看见在“万”字后，少一个“亿”字，心如刀割、泪眼婆娑。“无亿”即“无意”，丈夫对自己已然“无意”的暗示。强忍悲痛，回了一封“倒顺书”——《怨郎诗》。
惊异于妻子的文采、气度和精神境界。遥想昔日夫妻恩爱，羞愧万分。回信，“诵之嘉吟，而回予故步。当不令负丹青感白头也”，与文君“一生一世一双人”。
每次下班，都直接回家，从不与同僚闲聊国事，忠诚侍奉汉武帝，针对有时沉溺打猎、求仙，寻机劝谏，撰写《长杨猎赋》《大人赋》，警示注意野兽攻击的危险，不要相信江湖骗术。
元狩四年（前119年），预感大限将至，振邦济国之仍在，全力完成宿愿：写《封禅文》。
汉武帝担心文化巨星若亡故，家中书稿会散失，派人去司马相如家把藏书收存宫中。卓文君答复：长卿写书很少留底稿，临终前倒是刚写完一篇，若皇上派人来求文，可将此稿奉上。
使者带回的司马相如“遗书”，汉武帝一看是《封禅文》，正合自己想选择时机去泰山封禅的心愿。不禁感叹司马相如，虽然久已不在朝中，却对国家大事、帝王规划，了解得透彻。
元鼎二年（前115年），银川平原引黄河灌溉工程初步建成，张骞再使西域，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中外文化交流也开始新纪元。同年深秋，卓文君也追随司马相如于九泉之下。
地位崇高。以《子虚赋》《上林赋》，成为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的梦想者、策动者；再以《喻巴蜀檄》《难蜀父老》，成为促成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践行者、宣传者；再以《封禅书》，成为大一统文化中国的赞美者、礼赞者。对国家和民族意义重大。
著述和行为都强烈维护国家统一。在大汉如日中天之时，提出“明天子之义”“正诸侯之礼”，反对“奢侈相胜”“荒淫相越”，具有强烈的警戒意义；反对因循守旧，力主改革创新。
文创自信力。真诚颂赞与虚伪奉承，不可等量齐观。雄浑的气势、华丽的文辞、天马行空般狂放不羁的想像，神话、历史、现实相融无间的文学意象，看到的是感性生命的极度张扬。
大汉帝国的“精神号手”。“汉赋四家”，成都平原雄占三席，以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为代表，汉代巴蜀赋体文学创作集团的崛起为标志，把中国文学推进到“说美”的全新阶段。
充满自信的人格力量。与儒学六经并行的儒学文章（诗教），开启巴蜀文化的诗教礼教、百科全书的“通儒”传统，对民族精神家园百花齐放、开放兼容气概和博大襟怀的巨大贡献。
“特殊样本”。让“蜀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区别开来，决定了巴蜀文化的气质特点、审美取向，首倡的“非常精神”、雄心、气度，为巴蜀文化赋予一种原始的活力、冲击力。
早在汉朝，中国人就证明“一带一路”真实可行。古蜀国借助蜀身毒道，与西亚和非洲开展的贸易，成就了当时世界经济的两个巨无霸，一个是古印度，一个是古蜀国。
作为中国首个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星，保护大西南民营经济良性发展，疏通南亚国际贸易坦途的战略思想和卓越贡献，堪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也是世界最早的区域经济学家。
以“非常之人”的胆识，“做非常之事”，开发西南夷，成就“非常之功”，为多民族的团结融合与大一统文化中国贡献突出，勇于创造，为民族精神家园贡献文化灵慧的闪光点。
易旭东，知名纪实作家，非学院派天府文化学者，北宋人物史研究学者。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纪实作品400余万字，近50篇作品获各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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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方志四川•历史文化】易旭东 ‖ 从“驷马桥”到“灵关古道” “非常之人”“非常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