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回顾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70年，除却社会环境、国家政策、学术交流、相关学科发展等因素，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的积极作用也应当引起注意。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古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理论革命；历史教育对中国古史研究提出了持续不断的现实需求；历史真实则是中国古史研究持之以恒的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发展机遇。尽管其间不乏曲折与坎坷，经过70年的辛勤耕耘，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还是收获了累累硕果。回顾这一历程，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真实对中国古代史研究潜在的长足的影响令人印象深刻。
历史研究从来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古代有经学，近代则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从此，中国古代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也日益广泛、深入，一直持续至今。这里仅以五个重要的古史理论问题（也称为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对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曾出现过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局面。仅就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而论，就出现了范文澜、翦伯赞、王亚南、童书业等的西周封建说；李亚农、唐兰、杨宽等的春秋封建说；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尚钺、王仲荦、日知、何兹全、王思治等的魏晋封建说；等等。改革开放后，有关讨论仍然持续不断，并呈现出与“五种社会形态说”不同的样貌。例如，田昌五主张将中国古代史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封建帝制时代。郭沂认为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经历了圣权时代、王权时代、霸权时代、皇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五个阶段。还有一些研究单独针对某个阶段的社会特点进行深入探索，如“唐宋变革”论对唐宋历史阶段性研究的影响。分期结论的不同，源于分期标准存在差异。改革开放后，分期标准的理论依据日渐多样，这与之前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有所不同。
1954年，侯外庐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一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即“皇族土地所有制”。这一观点得到郑天挺的支持。束世澂、胡如雷等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贺昌群、韩国磐等认为，在魏晋和隋唐时代封建土地国有制占主导地位，但其后则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占主导地位。李埏等则主张多种土地所有制并存说。改革开放后，有关讨论仍在继续：既有对中国古代某段时期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也有对整个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的思考；既有对古代土地所有制涉及到的具体现象的研究，也有对土地所有制的诸多因素的综合思考。它们与改革开放之前有关古代土地所有制的研究，保持了较高的学术继承性，又有深入开拓的努力。以井田制研究为例，有学者表示，对井田制的研究，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点”研究、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面”研究进入到当前对它的“立体”研究。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在中国农民战争史方面共发表了一千多篇论文。这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才会对农民战争给予从未有过的重视。与旧史观对农民起义的诬蔑相比，这种状况堪称“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革命”。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不似之前那么活跃，但也仍然顽强地发展着。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每年都有关于古代农民战争的文章发表，而且，更重要的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理论在沉潜中不断获得拓展与深化。例如，有学者指出，在切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拓展史料、视野、项目、交流等工作，有望开创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局面；有学者主张开拓“农民史研究”新领域，等等。有关反思不仅从理论上预测了中国农战史研究大有可为的前景，而且有关实践在各民族农民战争研究、农民问题等领域已经取得突破。
1955年，邓拓提出“《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18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再度激发了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广泛兴趣。有关探讨后来被整理出版，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及其《续集》两本论文集。改革开放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出现了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观点。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产生了一个“悖论现象”，即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民的生产却仅仅只能糊口，因此应当“寻求新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也就只是一种情结”。不过，我们仍可以看到，继续坚持原有道路深入认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有之，开拓视角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有之，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真科学还是伪命题的争鸣亦有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在截然相反的观点之间继续前行着。
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提出了与当时苏联学者所谓的中国民族出现于近代这一论点不同的观点，引发了学界的讨论热情。有关讨论波及到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关系、民族战争、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和亲”问题等等。改革开放之后，与此相关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1992年，徐杰舜的《汉民族发展史》出版。该书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汉族史问世”，得到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的特别宣传。在考古学成就丰硕、西方文化人类学发展、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等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的起源问题也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些研究虽然不再恪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但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都呈现出了明显的承继关系，显示出这一问题蕴藏着持久的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对“五朵金花”的讨论及其在改革开放后的开枝散叶，展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后善于提出历史理论问题的能力以及这种问题意识的巨大生命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史提出的问题远不止“五朵金花”。对此，我们不便一一列出。我们也不能否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古史问题的过程中还出现了简单化、教条化、主观化、政治化等令人遗憾的错误。其间原因复杂，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及时地纠正错误，砥砺前行。
在回顾、总结历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常常忽视历史教育对历史研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这不太符合新中国70年里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的实际历程。历史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在这里，我们拟以二者关系比较突出的历史教材为例。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教材。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满足人民教育的需要，在没有条件自己编修教材的情形下，主要是学习苏联教材。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就有文章专门讨论如何“在中国历史教材贯彻苏联教材的精神和实质”。随后，为了保障广大工农兵群众享有自己的文化教育，中共中央曾经号召编修工农兵教材以及鼓励工农兵群众自己编修教材。但是，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期，学术、教学、教材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受到严重践踏。拨乱反正之后，人们意识到，“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尽快编选出一套完备的、合格的文科教材。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文科教学的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但文化教育仍然落后。在此背景下，“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不久，第四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掀起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潮”。“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就是这次“教改计划”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古代史教材也必须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反思、更新对中国古史的认识。
任何教材都需要接受社会检验。所以，教材批评始终是一支活跃的、不容忽视的推进古史认识的力量。例如，1951年，王树民撰文讨论叶蠖生所著《初级中学中国历史课本》（第三编），“文以性质轻重分为内容观点有偏差者与文义说明含糊欠妥者两大部分”，对该教材中诸多具体的古史事实如何认识、如何表述进行了商榷。1961年，吴晗发现几种中国历史教材中事关重要古史理论问题的一些内容脱离历史事实，“提出来供历史学界的朋友们参考和引起注意”。1997年，有文章批评“中国大学历史系现行中国古代史教材的模式（观点、立场、体例、笔法、章目等）奠定于五六十年代”，仍旧受缚于意识形态。2012年，有文章指出，高校中国古代史教材中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三足鼎立的局面“仍未被完全打破”。这些批评既体现出某个时代的史学特征，也展示出史学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进步的总体趋势。而贯穿其间的核心是，社会对历史教育的需求与教材中历史知识的滞后之间形成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催生了教材批评，推动了教材及古史认识的进步。
教材还需要体现共识。对此，中国古代史教材的编修只提供了一些零散的经验。1961年，针对有关教材不敢编写“未经论定”之人或事，吴晗批评道：“正因为未经论定，才应该论，必须论……我以为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问题，应该解决，大家发表意见，取得一致后，据以评价历史人物，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它表明，教材的共识性应该从原则上把握。1978年，十院校教师编修《中国古代史》时，面对五花八门的观点分歧时，主编“首先确定工作思路和指导思想”，再次反映出原则上达成共识的可行性。进入本世纪，有学者注意到对教材的共识性进行论证，例如，承认奴隶社会“存在较大分歧意见”，以多种著述佐证教材中的中国文明起源说。不过，从有关教材被批评断而不“通”、新而未“定”来看，中国古代史教材在体现共识这一问题上仍然没有找到有效路径。
20世纪50代，新中国开始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不过，这个工作几次都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荒怠了。1979年，《人民教育》刊发季啸风《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回顾》一文，这样总结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的文科教材建设：“几经反复的教材建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做好这项工作，第一，必须依靠专家；第二，必须贯彻‘双百’方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发信站：爱思想（），栏目：天益学术历史学史学理论本文链接：文章来源：《文史杂志》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