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陈香）1961年出版、影响了数代少年儿童的《中国历史故事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因作者林汉达先生于文革期间早逝，只写至《东汉故事》。历经多年准备、查找资料，以及熟悉林先生语言风格，并经林先生家人授权后，学者雪岗先生终于在近日将《中国历史故事集》补齐至《清朝故事》。历经半个世纪，两代学者接力，《中国历史故事集》终于完璧，十卷本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推出。至此，《中国历史故事集》也已经在孩子们的书架上站立了50年。
据开卷统计，历史普及读物在少儿图书市场中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中国历史故事集》《中国通史故事》等品牌产品，达到了26.1%的市场占有率。《中国历史故事集》《中国通史故事》缘何50年畅销不衰？近日，由《中华读书报》和中少总社联合主办的“历史普及读物如何写”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等知名历史学家纷纷到会，发表真知灼见。
怎么样向青年们、孩子们传承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看来，历史读物的出版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一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延续了五千年的历史，一定有些特殊的东西在里面，这就是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本着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做有根的中国人的信念，我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抓历史读物的出版，这或许也是我们在青少年历史普及读物的出版中拥有一定优势的原因。”李学谦说。
“近些年来，中国的少儿出版发展非常快，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但在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出版，应是薄弱的一点。”本报总编辑王玮表示，最近这些年，在我们《中华读书报》的工作里体会到，从主政者到知识界，再到社会公众，都很着急地做一件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和道德秩序的工作，因为当今社会里存在很大的观念撕裂。“现在看来，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寻找被社会各种政治见解和不同想法的人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而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在看来是最具基础性的资源。”在他看来，塑造被社会普遍认同的稳定价值观，是出版工作最大价值所在。
“我接触到一些大学生，他们的历史观很是缺乏。一代人成长，很多观念的形成都在小时候，就像吃东西的口味。七八岁、十几岁，一个人的口味就定了。人的精神食粮大致也有相似的地方。”辛德勇也提出，推进青少年历史普及读物的出版刻不容缓。
那么，历史普及读物究竟如何写，如何吸引当下的少年儿童呢？刘志琴的建议是，历史上大事铺陈，这是一种写法；还有一种写法是可以增加兴趣的，就是让历史贴近生活。她举例说明：“如衣饰。其实，‘华夏’这两个字就与衣裳有关系——夏，是礼仪之大；华，就是服装之美。古代的‘国际会议’，称衣裳之会；绅士的绅，是古代穿衣服的带子。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中，在我们政治性的重要的语言中，与‘衣裳’是有关联的。所以，从这个小题目就可以做大文章。”
为什么中少总社所出的青少年历史普及读物过去受欢迎，现在也受欢迎？编辑家郑一奇认为，中少社摸出了一些规律。首先，给孩子编书，就是要讲有趣、有益的故事；“良史莫过工文”，给孩子编书，如果不会编故事，语言不流畅不吸引人，那就失败了。同时，应寓论断于叙事之中——是要给孩子讲故事，但是故事里得有是非判断。郑一奇提及他的老师白寿彝先生，白先生曾经讲过，给青少年讲历史要注意区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他讲，小学生是讲‘点’，一个一个故事点；中学生是讲‘线’，就是要把这些点串起来，讲清楚来龙去脉；而大学生是讲‘面’，要让大学生看到事物的联系、事物的比较，事物的真正本质。”
学者雷颐的建议是，随着新材料、新观点的发生，学界这些年来的研究还是有很大进步的，对很多历史问题有了新的研究和见解。遗憾的是，他发现，研究成果进入到通俗的领域，往往过程漫长。“我以为可以加快脚步。”
“历史是知识之母。不管是做政治的思考、经济的思考、社会的思考，还是文化的思考，知识来自于历史。同时，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扎根中国传统文化，才有精气神，才有生命力。”张国刚呼吁，期冀人文历史出版的好时节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