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视野】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教育名言系列（二） “以儿童为中心”
“以儿童为中心”——不管是教师、家长，还是与教育多少有点关系的人，对这句教育名言及其代表的儿童观，大都是非常熟悉且高度赞同的。很多人一看见这句话便会在心里说：“啊，杜威！”一些机构的教育学的考试可能还会出这样的题目：“以‘以儿童为中心’观点著称的教育家是谁？”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指向杜威。种种现象都足以说明，杜威在现代中国的影响与“儿童中心论”是密不可分的。
不过，“儿童中心论”是杜威首倡的吗？杜威是“儿童中心主义者”吗？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点的提出与发展是怎样的呢？本文尝试进行简单论述，以期抛砖引玉。
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的教师们一听到这句话，脑海中往往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或者还有人会想到更早一些的瑞典女作家爱伦·凯——她曾饱含深情地预言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也许有人会更进一步溯源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因为卢梭在那本著名的《爱弥儿》中歌颂童年，说童年是理智的睡眠期，儿童在成年之前就是儿童的样子，教育就是儿童天性的自然发展；更有喜欢刨根问底的人甚至还能从希腊时代找出“珍视儿童”这一思想的最早源头。然则，朴素的“珍视儿童”思想与“儿童中心”思想毕竟还是有区别的。
20世纪初，西方教育历史上那些闪亮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信念伴着欧风美雨渐次流布于中国，不过都比不上杜威在教育界的影响来得广泛而持续。
如果有人当面问杜威：“您是儿童中心主义者吗？”杜威先生的回答一定是“不，我不是。”
杜威说：“儿童是太阳，教育上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教材的编排和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应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来确定。”这句话充满了对儿童的歌颂，甚至崇拜。从这一信念出发，教师还能对“太阳”产生什么影响吗？万物生长全依赖太阳的恩赐，儿童是太阳，成人的地位就下降到了服务和侍从的地位。单独去看这句话，杜威当然得被划入“儿童中心主义者”阵营了。
但是，杜威还说：“如果从儿童身上舍去社会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抽象的东西；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说到底，儿童的存在是以社会的存在为前提，儿童的发展只能是在一定社会中的发展，也必须习得一定社会的规范才能发展。所以，杜威反对把自己称为“儿童中心主义者”，他强调儿童（个体）与社会同样重要。
杜威的确主张“以儿童为中心”来实施学校教育，但反对把“儿童中心”原则绝对化、片面化，以至于要用“儿童中心”去反对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考虑儿童的教育。
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共和国新国文》，其《编辑大意》中写道：“惟用材料必力求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肇建第一年的出版物中，已经明确提出对儿童实施教育时要遵从的一个原则，即应从儿童的心理特征为标准来选择适宜的教学材料，要关注儿童的心理需要，只不过还并未使用“儿童中心”这样的字眼。
当然，考察一下中国的教育出版物或者话语体系中什么时候出现了“儿童中心”这个词，可能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本文并不打算做这样的事。我注意到，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儿童中心”一词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比如，1932年开明出版社《开明国语课本》的《编辑要旨》强调：“本书内容以儿童为中心，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逐渐拓张扩大到广大的社会……”
算起来，“以儿童为中心”这句名言在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并非21世纪中国教育领域的全新事物。翻翻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类报纸，随处可见“儿童中心”字眼。有的关注“儿童中心教育的趋势”，有的论述“儿童中心的家庭”，有的阐释“什么是儿童中心的教育”“儿童中心教育的根本思想”，有的介绍“儿童中心概要”，有的介绍国外的“儿童中心学校”，有的探讨“儿童中心教育与考试”，有的辨析“民族中心教育与儿童中心教育”，有的深入某学科探讨，如“儿童中心教育之音乐”。此外，还有“儿童中心的家庭”，等等。五花八门的题目反映出那一时期人们对“儿童中心”并不是停留在观念介绍，而是在教育现实中寻求能够体现这一原则的各种教育手段。他们的思考和实践在各个层面开花结果。
在那个时代的人来看，什么是“儿童中心教育”？1930年的《儿童教育》杂志这样说，“儿童中心教育，是儿童教育上一种运动和倾向。此种运动和倾向是复合的，不是单纯的。其动机发源于远古，直到现代，尚未最后的完成，简单地说来，他的主旨是说，儿童教育，只应以儿童为本位，不应迁就其他的方面。他的力法是说，凡可使儿童自由自动发展其身心，改进其生活的教育方式，皆可冶为一炉，并行不背。”（编者按：当时“他”的用法和现在不一样）
最有意思的是，上世纪30年代我国的教育学人在研究了自海外泊来的“儿童中心”理论后，有些人马上发现，在中国传统教育的浩瀚海洋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达。1930年时有个杂志登载了一篇文章，名为《儿童中心说的意义》。作者回顾了西方儿童中心说的渊源、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之后说：“其实儿童中心的学说，不是从卢梭等提倡自然主义后才有的……就是吾国明朝时候的王阳明，也已有这样的学说了。他说‘童蒙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束；犹草木之萌芽，舒之则生长，挠之则衰萎。’可见在18世纪之前，吾国早已下过定义了。可惜吾国一般学者的头脑，是受历代专制科举的束缚，未得发展，这真是可惜的。”不得不说，20世纪30年代的学人，许多人幼年时受过较好的旧学训练，在吸收外来学说时，很容易发现我国固有传统中与之相似的元素，令人钦佩。中国的教育传统丰富宏大，不知道还藏有哪些令我们意外的珍宝。
前文已经交待了杜威的申述，他多次向人们说明，儿童的社会生活是其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社会是教育的目的，是远的方面；儿童就是教育的本身，是近的方面，都是应该知道的、注重的。杜威从未接受人们称他为“儿童中心主义者”，也正出于不愿意让这样带有偏颇和误解的帽子扭曲了自己的本意。
作为“儿童中心论”的忠实践行者，瑞吉欧的教育在理念表达上和行动中，都鲜明地打出“以儿童为中心”的旗帜。不过，我们也要记得，马拉古奇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儿童的教育当然要以儿童为中心，但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最后，引用一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评论日本的话：“日本最重要的财富可以说在于它能适应剧变的环境而又不失去本色。”特殊的年代，当我们失去文化自信时，我们曾经为了揭露而揭露，对中国传统教育不加批判即尽行打倒，是时候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传统了。所以，下一次的教育名言，我们要写中国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