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期刊好文 知识的交汇与融合——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发展轨迹引发的思考（上）
摘要：考察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关于话语、符号、修辞的认识，分析这些认识发展变化的特征及其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形成的交汇，认为这种“交汇”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形成跨学科的“融合”，并体现一定的学术创新。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对知识交汇与融合的问题进行话语层面的思考，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形成知识交汇与融合的前提是其对新的社会历史问题主动作出回应，而其实现融合的方式则可以是各自术语、方法和理论的相互“再情景化”。如此这般的思考和分析，可以为不同传统的学术话语的交融提供借鉴，为学术话语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新修辞学；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知识的交汇与融合
提出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一问题，主要是受到这样几本书的启发，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Foucault 1972），范代克的《话语与知识：社会认知路径》（van Dijk 2014），以及伯恩斯坦的《教育学、符号控制与认同：理论、研究、批判》（Bernstein 2000）。另外，也是因为我从事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涉及一些修辞学和符号学的内容，尤其是它们似乎殊途同归的发展轨迹将我的思考集中在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个问题上面。
在《知识考古学》这本书中，福柯（Foucualt 1972）有关知识对象话语形成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知识对象（object of knowledge）”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多种关系的制约下通过话语形成的。例如轻罪犯，之所以它能被心理化和病理化并引发一整套知识对象序列，是因为它在精神病话语中启用了确定的关系整体（Foucault 1972：43）。换言之，人们在医疗咨询、医学诊断、治疗限定、法律裁决、司法审讯、家庭标准以及惩罚等方面谈论它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轻罪犯这一知识对象。与福柯讨论知识对象的话语形成类似，范代克在《话语与知识：社会认知路径》中讨论了“社会知识（social knowledge）”如何得到认可的问题。范代克从“社会认知（social–cognitive）”（参见van Dijk 2012）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知识是“在语境、历史、文化三重认知标准保障下某一认知共同体的共同信仰”（van Dijk 2014：21），并提出知识首先是一种心理表征，是个人经历的事件和情节在记忆中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同时，知识还是被社会认知共同体接受并且体现在话语再现过程中的社会信仰。基于此，范代克认为社会知识绝不仅是“确证的真信念”，而是通过话语形式体现的社会共同体关于知识对象的共同认知。这里，范代克实际上涉及社会知识与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者的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相互作用的问题，而伯恩斯坦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知识（体现在伯恩斯坦说的“横向话语”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殊知识（体现在伯恩斯坦说的“纵向话语”中），从教育学的角度指出前者在传播过程中呈现自然传播的特征，形成不同领域知识的杂糅，而后者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机构和等级的特征，实施一种规范功能，可以产生抽象的理论而非跨界知识的杂糅（Bernstein 2000：155-174）。
这几位学者关于知识、话语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精辟论述，以及其他学者的一些相关研究（如Fairclough 1992；赵芃 2016），使我形成了一些关于知识的初步认识，包括：（1）知识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主观认识，或曰主观感受，这种认识或感受因现实不同而不同，不仅受现实的制约，也受现实的引导；（2）知识需要语言来表达，它存在于代表着一定价值倾向的语言表达方式之中，因而知识存在于话语之中，并在线）话语中的知识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知识的形成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会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已形成的知识可以因其被广泛认可和接受而形成霸权（hegemony，参考Bourdieu 1991），并借此对人们的社会活动产生影响；（4）因此，对某一客体的主观认识因人而异。知识依人的不同学识以及对资料的占有程度而不同，因而也是无止境的。
这些认识促使我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涉及符号学和修辞学的一些实际研究中进一步思考“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个问题。也正是在这些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对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一命题的认识不断明晰，借助福柯的术语，就是逐步“话语形成”。诚然，符号学涉及中国、美国、法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众多的学者和流派（王铭玉等 2013），修辞学也具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刘亚猛 2008），批评话语分析虽是近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学，但其涉及的内容也极其丰富（田海龙 2006，2016b）；在这样一篇文章的有限篇幅里论述三者的发展轨迹，并借此讨论知识的交汇与融合问题，实属一件爱莫能助的事情。更何况受个人知识储备的局限，对此也只能望洋兴叹。然而，这并不妨碍将观察的对象限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如将符号学的内容限定在“社会符号学”上面，将修辞学的内容限定在“新修辞学”上面，并在有限的程度内对问题进行必要且初步的探讨。更不妨碍把这个过程呈现在此，以求教各方，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
批评话语分析虽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却具有跨学科的研究性质，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在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往往涉及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等。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它限定在那些发源于欧洲（尤其是英国）、通过对社会活动者的话语实践进行语言学分析来揭示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研究传统。可替代批评话语分析的名称有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研究，批评语言学一般指批评话语分析的初期研究阶段（1979—1989），而批评线b）对这几个研究阶段分别具有的特点作了归纳，同时，在费尔克劳和沃达克（Fairclough and Wodak 2012）和范代克（van Dijk 2012）持有的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学术主张基础上，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与洞见，以及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概念进行了总结，包括：
（1）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话语的社会功能，研究话语参与社会实践、构建社会事实、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的功能性；
（2）批评话语分析注重对话语实践的痕迹（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通过发现话语实践的话语特征来解读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3）批评话语分析注重探索连接话语与社会的中介体，并在对这个中介体的认识上提出独特的概念，形成独特的理论；
（4）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当代公共话语变化的新特征，研究话语产生与传播的新特点，与时俱进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
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些理念体现在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具体研究之中，同时也体现在许多学者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之中，如克瑞斯（Kress）和霍奇（Hodge），以及范柳文（van Leeuwen）。克瑞斯和霍奇共同出版学术著作《社会符号学》（Hodge and Kress 1988），范柳文也出版《社会符号学导论》（van Leeuwen 2005）。这些学者沿着批评话语分析的传统，将符号的意义生成与解读与社会活动和社会活动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联系起来，为符号学的研究注入新的学术思想。其他学者，如马秦（Machin 2013），通过论述多模态“符号资源”的概念，也体现出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与从事社会符号学研究的学者之间的交叉。
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交叉，体现出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在一定程度上交汇在一起，但是，真正体现这种交汇乃至交融的是二者在学术思想（知识）上的融通。我曾通过讨论福柯的话语理论与巴赫金的语言符号学，说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和符号学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的趋同（田海龙 2014b），也曾通过讨论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说明社会符号学关于意义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田海龙 2015a）。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后现代特征，集中表述如下，借以强调二者的学术思想在后现代思潮上的集结。
（1）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意义观提出质疑，认为意义不再是社会事实的能指内容，而是社会主体通过话语实践间彼此的联系、运用符号和话语建构的结果，因而意义是动态变化的，具有不确定的特征。
（2）在这个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符号和话语的意义可以由社会主体赋予，因而其意义依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的兴趣和利益而定，权力贯穿于话语实践的全过程，决定符号和话语具有这个而非那个意义。
（3）基于此，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都认为符号和话语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内容。不同的社会活动主体都试图通过对符号和话语的控制来实现其自身利益。因而符号和话语成为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成为被利用和争夺的“符号资源”（Machin 2013）。
以上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方面达成的共识，体现出二者在学术思想上的融通。而对于这种融通，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学者也在术语上给予认可。例如，沃达克曾用“符号”这一术语表达她对话语的认识，指出“任何事情都有符号的特征，每个符号都在一个无尽的序列里指另一个符号”（Wodak 1996：24）。费尔克劳也曾用“符号”这个术语赋予话语以更广泛的内容，将对话语的讨论冠以符号（semiosis）的标题（Fairclough 2003）。至于上面谈及的社会符号学的学者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也是这种认可在社会符号学方面的一个佐证。
将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的融合投射到对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联系的观察之中，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交汇点。依前所示，批评话语分析依然指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研究的发展（田海龙 2006，2016b），而新修辞学则具体指以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博克等 1998）。这两个研究学派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分处欧洲和美洲，但其在时间上的交汇却是处于后现代主义形成和发展的20世纪后半叶（参见田海龙 2015b，2018）。如同批评话语分析从后现代主义思潮汲取营养，特别是从福柯、哈贝马斯、葛兰西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话语的论述中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参见Fairclough and Wodak 2012）一样，新修辞学也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提出“人类是修辞动物”的观点。新修辞学摈弃修辞只是演说和写作的附加物的认识，强调修辞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具有的东西。在新修辞学的视野里，修辞的功能不再仅仅是劝说，而是制约人们思想的行为，是交际主体通过修辞过程实现的对身份的线b）。这种“修辞即认识”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修辞学与哲学的对立，如普罗泰哥拉的修辞术与柏拉图的辩证术的对立（参见温科学 2006），不仅使修辞学置身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背景之中并从中汲取营养，而且也使修辞学成为哲学的关注。正如刘亚猛（2008：292）所述，“反体制”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把修辞推向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形成一种继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的“修辞转向”。
新修辞学将当代修辞学从狭义的劝说研究转向广义的对一切话语的研究，因而历来被哲学认为具有绝对性的真理在新修辞学看来只是相对的、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发现的。同时，修辞在新修辞学看来制约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知识的产生。修辞这种被认为是“主动参与”的行为话语在批评话语分析中产生共鸣，与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看作是社会活动者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源和手段的观点异曲同工。由此，共生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叛大潮之中，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的许多学术观点交汇在一起。田海龙（2015b）对此有过分析，综合起来包括以下几点：
（1）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都具有跨学科的特征。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特征非常明显，不仅体现在其理论基础方面，而且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研究团队和研究课题方面。新修辞学的跨学科特征突出体现在其理论形态来自文学批评、法学、哲学、社会学等非修辞学科但又具有超越某一学科的开阔视野、不以修辞学家自命的杂家（刘亚猛 2008：292-293）。
（2）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都关注政治活动和知识生成等问题。就前者而言，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问题以及种族歧视问题是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重点，这也涉及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中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新修辞学对此也有关注。李红满和王哲（2014）对SSCI数据库2004—2013收录的西方修辞学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发现“政治”和“权力”等词汇“属高频高中心度的关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种共同关注也体现在一些共同的研究课题上面。如同批评话语分析试图揭示话语在媒体新闻、政治治理、国际关系等问题上的作用一样，新修辞学也致力于通过修辞分析来揭示修辞手段在认识真理和建构知识过程中的作用。
（3）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都具有批评性特征。所谓“批评”，意即将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明朗化，并预示着批评是一种带来社会变革的社会实践（赵芃、田海龙 2008）。批评话语分析对其批评性特征毫不隐讳，公开宣称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话语的批评性分析揭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而引发社会变革的发生（Fairclough and Wodak 2012：17）。与此类似，新修辞学提倡的修辞批评亦“试图找出人们在何种场合下为何做某事”（邓志勇 2011：54），试图通过对论辩双方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来消除不平等关系的话语暴力，而新修辞学在女性和黑人修辞方面的分析，则体现出新修辞学希望通过学者的学术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
（4）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都注重在研究中对语料进行语言学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对隐含在话语实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揭露，以及新修辞学对修辞动机的分析，都十分重视通过对语料的语言学分析实现研究目的。对批评话语分析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都可以提供分析的工具，甚至费尔克劳提倡的侧重分析论证和推理的传统修辞学的分析工具（Fairclough 2014）也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所运用。在新修辞学的分析工具中，博克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方法“通过对话语的戏剧性分析找出其背后隐藏的修辞动机”（见邓志勇 2011：168）。
注：本文节选自《当代修辞学》2019年第1期55—64页。由于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参考文献已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