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庆假期，有两件事“刺痛”了国人的神经。一件是日本人又得诺奖了，因发现抑制负向免疫调节的“新型癌症疗法”，201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被授予美国人 James P. Allison 和日本人本庶佑。另一件是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整4个月的范冰冰又回来了，不过是因偷逃税款被重罚高达8.83亿。
日本人获诺奖，谈不上大惊小怪，好歹我们也有2位获得诺奖的国人，但“怪”在这么一个人口远不及中国又高度老龄化的国家为什么屡屡获得诺奖，而且21世纪以来的18年居然已有18人得此殊荣?范冰冰被重罚，其实也谈不上大惊小怪，毕竟此前疯传的“阴阳合同”是娱乐圈公开的秘密，也早已在公众意料之中，但“怪”的是一个明星何以轻轻松松积累起万贯家财，这让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做何感想?
这两件事本来“八竿子打不着”，但其中似乎又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日本人获奖，不少媒体进行了深刻反思，一方面总结“日本人真正可怕的地方”，乃至探源其令人惊诧的“娃娃教育”;另一方面又痛陈中国遭遇评委会不公正待遇，诺奖也算不了什么，倒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阿Q”精神。自然，对范冰冰就远不是“羡慕嫉妒恨”了，背后折射出来的娱乐圈“天价片酬”“贵圈真乱”等现象，让无数吃瓜群众“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意思。尤甚者，一定程度上“全民追星”的社会现象，到底给价值取向带来什么样的消极影响，更让人如刺在喉、不吐不快。
据《2017年中国名人收入榜单》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位明星的合计年收入已超过22亿元人民币，不少“一线”明星电视剧单集片酬动辄5000万以上乃至上亿。拿最近热播的《如懿传》来说，该剧两名主演片酬收入达到1.5亿元。对比起来，日本艺人的身价只能用少的可怜来形容了。像石原里美、新垣结衣等日本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尽管知名度一点不比范冰冰等人逊色，但电视剧单集片酬仅在170-200万日元之间，合人民币只有10-11万左右。为什么会有这种天壤之别?恐怕，“天价片酬”还不止娱乐圈的乱象问题，而是反映是否存在滋生“天价片酬”社会土壤的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追星成风，导致了艺人身价水涨船高。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何况明星呢?
不难想象，当别人在崇尚知识、致敬科学的时候，我们沉湎于娱乐狂欢、乐道于“娘炮之风”、注目于明星绯闻，国际大奖的“维纳斯女神”又怎么可能眷顾我们呢?“葡萄”再酸，也还是先“尝了”再说，尝了一颗、两颗后再多尝几颗又何妨?人家日本尝了那么多葡萄，也没听他们说葡萄酸呢。由此观之，这两件事就大有关联了，而且关联还不小。
无疑，相比日本人获诺奖，范冰冰逃税漏税够让国人感觉羞愧的。如此高额度的偷逃税款，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然而，正所谓“知耻不耻”“知耻近乎勇”。只有看到落后、正视差距，才有足够勇气去改进提高、迎头赶上。而且，耻感文化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一直认为，“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处世的根本、兴国的动力。孟子就说过“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的话，《礼记》中也有“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的告诫，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更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清末的龚自珍则将国民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知耻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这种源远流长的“耻感文化”，在今天看来似乎仍然值得继承与发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有了“耻”的意识，才能“知耻”有所不为，也才能“知耻”有所当为。
日本“18年18个诺奖”，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从文化根源来审视的话，恰恰源于熔铸于日本国民血液中的“耻感文化”。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有一本关于日本的著名的书《菊与刀》，其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就是“耻感文化”。书中有这么一段精彩的论述：
“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即便他们犯了错未被人发现，依然会有罪恶感。”
日本人骨子里的这种“耻感”文化，固然表明了性格上“菊与刀”对立般的矛盾性、暧昧性，但这种源于“耻感”的矛盾与暧昧有着非常明确的指向，也就是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矛盾也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也行。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脱亚、时而入亚，时而入欧、时而脱欧的原因，也是现实中日本媒体跟着中国媒体“唱衰”自己的原因。
“别人的先进，就是我的耻辱”。日本人将“耻感”这种心理感受发掘、升华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转化成了永不满足、追赶先进的精神动力。早在1866年，为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来到日本的意大利使节阿尔米尼扬就有这样的观察，“日本的匠人既聪明又勤勉，看到优良的物品，不亲手制造同样的物品决不罢休。……在这一点上，日本人显然大大胜于中国人。中国人轻视欧洲人，所以也无法了解西方文明在物质上优越的原因。”战后的日本科学技术从模仿欧美到全面赶超，可以说就是源于这么一种“耻感”基础上的知识崇拜与科教图腾。
当然，“耻感”绝不是自暴自弃、丧失自信。在某种意义上，有“耻感”才有忧患、才有自信。在本世纪初，日本人喊出了“50年30个诺奖”的口号，当时看上去像是吹了个牛B、放了个“卫星”，我们国内一些媒体也对此嗤之以鼻。但没想到的是，20年不到，日本这个目标居然已经完成了一半之多。“吹牛的人”为什么这么“牛”?背后是人家“忍辱负重”的付出，是数十年如一日对知识、科学、技术的追赶，是对自己成就永不满足的“耻辱感”。就在这次诺奖公布的半年前，日本通过了2018年版《科学技术白皮书》。这样的白皮书日本政府每年都会公布，目的就是“自己找自己的茬”，从与全球主要国家的比较中看到自己的“耻辱”。2018年的“白皮书”鲜明指出，“日本推动创新的基础能力正在迅速减弱。”日本人怎么这么看自己啊?怎么这么不知足啊?原因就是“知耻”。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们18年能拿18个诺奖了。
“耻感”，可以成为上进的力量。“日本失落的20年”背后，隐藏的是“18年18个诺奖”的真相。这其实反映的就是日本人的“菊与刀”，“菊”意味着知耻、谦逊、上进，“刀”代表着国家科技实力这把最锋利的剑。也许，这才是日本真正令人可怕的地方，也许这才是这两件事真正让人值得深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