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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二十年前，复旦大学历史系举办以江南为中心的明清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以《复旦史学集刊》形式出版。在海内外学者的热心支持下，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机制，在史学界有了相当的影响。朋友们呼吁，可以华丽转身，变成定期刊物，扩大声势，锻炼学术，培养人才。
孔夫子教导我们，“正名”很重要。关于刊物名称，颇费斟酌。有人建议《明清史研究》，有人建议《明清研究》，都很好。一查，已经有人用过，重复别人的刊名，似乎不太好。左思右想，还是《明清史评论》比较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明清史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是很热门的领域，名家辈出，硕果累累。前辈们开疆拓土，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理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得益于现代科技的进步，许多珍本、善本古籍，都可以在电脑网络上检索，和几十年前在图书馆查书抄书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一位前辈形容搜集史料的辛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真是一言难尽。相比较而言，现在的研究条件太优越，太便利了。
国门大开，我们和世界各国的同行交流，互相借鉴，眼界更加开阔，思路更加活跃。2000年，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2001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2003年，此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中译本，使我们得以领教他的宏论——直到工业化得到充分发展前，欧洲并不比东亚好多少；工业革命前夜，欧洲并没有领先于东亚，但其制度促使工业化必然发生，东亚则不然。
他的创造性在于，把中国与欧洲比较，把江南与英格兰比较，作出细致的分析。当然对于他的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赞同，有的非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思路。
争论延续至今。2018年10月，加州学派的另两位学者王国斌、罗森塔尔的新著《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被《中华读书报》推举为2018年度十大好书。该书把大分流理论引向新的高度，李伯重教授为此书所写的序言对此有一个概括：“通过对以往‘大分流’理论的修正，本书为欧洲和中国不同的经济变迁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本书作者指出，欧洲和亚洲在1000-1500年间的一个重大差别，是欧洲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国家，而亚洲则只存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其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在本地区都无与伦比。这种状况，对于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演变都具有巨大的作用。尽管在中国和欧洲的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都曾交替地出现，但是中国始终沿袭着统一帝国的模式，而欧洲却经历了更多的分裂。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欧洲陷于贫穷，但这些冲突与竞争却在无意之中催生了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相反，中国在长期的和平和统一中孕育了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并从劳动分工中获益。欧洲直到1750年之后，资本密集型的机器生产才显露出一些优势。在此之前，清代朝廷的经济发展理念乃是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共识，即重农、薄赋、不干预国内贸易。因此，在以往的中西比较史方面，许多传统的观点或者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加州学派的新成果，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为明清史研究加温助推，预示着今年有一个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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