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存在方式是千差万别的，从表面上看很难对它们作出对比。但如果把各种不同的历史存在方式放回到“文化”这个大橱柜里，我们立刻就能惊喜地发现，它们原来只是所放置的位置不同而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它们为什么会被放置到不同的位置上？
历史如同一座大山，埋藏着无尽的宝藏。历史这座大山不是在一个瞬间突然形成的，而是一日一日经年累月——有时需要精确到一分一秒的历史事件堆积而成的。直至今日，这座大山仍在一日一日一分一秒地增高增大。
从广义的历史概念来说，历史不是纯粹的历史，不是纯粹的哲学史，也不是纯粹的文化史，历史、哲学与文化原来是连为一体的。哲学代表着历史的精神和文化的经脉；文化是历史的母体，历史是文化的血液。人类活动的一切结果都表现为文化，历史、哲学与文化同属于人类的文化史。从历史发生学的观点说，历史绝不简单地等同于考古学、考据学意义下的历史——它们只是可以感知的历史部分，只是属于感性的历史部分。历史不只是只有碎陶片、青铜器与故纸堆，还有曾经鲜活的生命与思想。发现历史，需要思想，需要想像，需要胆识，需要智慧。历史如同一团揉皱了的纸，我们需要将它展平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历史如同一个人，我们需要将它饱经沧桑岁月的面孔还原成为曾经鲜活的容颜。
历史具有显性的历史与隐性的历史之分。历史如同一座冰山，显性的历史只是海平面之上那很小的一部分；而隐性的历史则如同海平面之下的冰山，正是隐性的历史才构成了历史的主体。显性的历史痕迹很容易被人发现，而隐性的历史痕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我们不仅要找到那些铭刻在显性历史之上的印痕，而且要找到那些湮没于历史荒原深处不被人知的印痕…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解释那些历史的印痕是如何刻下的？以及那些印痕如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和我们今天的生活？
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不仅从属于本民族的历史，也从属于人类的“大”历史。我们在世界不同区域对历史资源的发掘，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完整的人类历史。中心只是相对的，曾经出现并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亚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都已经被证明是一种落后的历史思维模式。历史或者是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人类史；或者是地方史、国家史、世界史……
摒弃狭隘的民族意识、地域意识，以开放的胸襟，面向全球，面向人类的文化史，在全球文化大视野下重新建构中国历史，才能还中国历史以本来面目。
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存在方式是千差万别的，从表面上看很难对它们作出对比。但如果把各种不同的历史存在方式放回到“文化”这个大橱柜里，我们立刻就能惊喜地发现，它们原来只是所放置的位置不同而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它们为什么会被放置到不同的位置上？
人类各民族历史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路径，特别是从蒙昧、野蛮过渡到文明阶段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每一个民族都提出了不同的思想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印度圣贤像是因“缘”而生；古希腊圣贤却像是不期而遇；而中国圣贤更像是相约而来。经历了“轴心时代”的洗礼，人类各民族的民族性格有了更大的差异。从那时起，生存于美丽的蓝色星球上的人类各民族各自都有了不同的文化之旅。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早已被弄得似是而非，巨大的历史封土堆更像是被人为破坏的废墟。
中国历史，被权势集团的利己主义选择与各个时代的流行性错误破坏了。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历史的真相还原成为它本身所是的那种样子；就是要把一个个“人”从历史的废墟中解救出来——他们虽然早已死去，但他们的精神原本却是活的。
每个人正在经历的“当下”，每个时代正在经历的“当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正在经历的“当下”正在变成历史。历史是每一个瞬间的“当下”堆积而成的。历史的丰富多彩正在于每个时代“当下”的精彩。
中华文明史上，曾经存在了数百亿人，但对于今天的普通中国人来说，人们能够不用去想就能说出来的历史人物一般不会超过500人。而数百亿人之中的其他的人，仿佛只是出生了，又死去了，永远飘落在历史的尘埃中。
每一个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从文化发生史学的观点看，只有当我们把每一个人的历史放置在民族史、国家史与世界历史的大座标系中，才能真正地找到属于他的位置。回到历史本身，回到文化本身，就是不论美丑、不论善恶、不论贤愚地将他还原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人；不以我们既定的判断美丑善恶的方式，并且抛弃我们曾经拥有的狭隘，在此前提下对历史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理性的分析。
历史的生命需要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人一代一代地加以继承。如果把历史理解为宝贵的财富，那么这笔财富的价值大小取决于我们当下这一代人对于历史的认识水平。我们不仅记述历史，而且评述历史——述而且作，讲述与评述结合起来，才会有相对完整的历史。
历史是与我们血脉相连的文化之根。面对那一页一页翻过的历史，有时会让我们感到万分忧伤。每向历史的地层深处挖掘一次，我们就会痛苦一次——我们原来是在心灵深处挖着深坑。坑挖得越深，我们的疼痛就越是真切，有时会痛到彻夜难眠。其实，历史上在蒙昧中死去的人已不可知，真正能感知到疼痛的人只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后来人。只有我们以及我们后来人内心中的那份沉重与疼痛，那份不可抗拒的清醒才是真实存在的。
为了不再重复的历史，我们需要在痛苦中奋力前行。这才是我们在疼痛中挖掘历史深坑的真正原因。
将来是难以把握的，它所具有的不可知与神秘性的一面，让人无比向往。历史的精彩之处正在于每个人只能拥有一个片段的“将来”，而不能永远地拥有“将来”。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正因为所拥有的“过去”和“现在”对应的“将来”具有可塑性与可变性，每个时代于是都有了各自不同的精彩之处。历史的差异性，是每个时代人类拥有多样化生存的理由。
将来是令人神往的。人们对于将来的期待，成了每个人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每个人的精神支柱又是组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走向进步的历史柱石。
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司马迁被迫接受宫刑的人格侮辱，而没有选择放弃生命，正在于他对于人类未来的期待——这是他不仅对于自己生命价值的期待，也在于他对同类生命价值的期待。从这位中国史官对于历史的态度以及对于历史大问题的回答方式来看，我们从中所看到的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希望。
精神的力量源于生命，但高于生命。司马迁显然没有死去——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预见到他的生命将会延续很多年。他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感知到了他的存在，并且与他进行着超越时空的对话。
今天的我们，与一代一代的司马迁们穿越历史时空的心灵对话，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们拥有的是人类迄今所能发现的最高级的物质形式——现代人类的生命有机体。无疑，我们是最幸运的。值得我们庆幸的还远不止这些，我们拥有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从而让我们能够站在一代一代巨人的肩头上思考眼前的这个世界。
拥有思想是真正幸福的一件事。这使得我们成了“和而不同”的一类。当然，“君子”的标准是不是有些高了，现代的我们也未必要让古代“君子”们来要求我们，甚至也未必一定要成为高不可攀的“文化人”——我们只需成为有觉悟能负责的人类个体，在此前提下来追求我们心灵的自由。
“百无一用是文章”。历史上已经有了太多的“文章”，似乎没有再留下什么新 “文章”的必要了。然而，当我们每一次自由地表达时，不正是我们对于“将来”的期待吗？不然，若干年后的后来人，会不会把我们这一代看成是已经灭绝的“恐龙”？
心中有了“文章”，就要自由地表达，直接地说出。生命就是这样地存在于每一次自由表达与直接说出的“文章”之中。
每一天，死亡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无数种死亡都有可能夺去我们的生命。生命的存在需要战胜每一种死亡的可能。只要有一种死亡的可能沾上我们，我们就有难逃死亡命运的可能。不管我们如何精心呵护我们的生命，每一个人世间的“我”都会死去。我们原来是在生与死的间隙中思考我们的生存与命运。在“我”死去之前，“我”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如果在没有去想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死去了，难道这不是一种悲哀吗？
于是我想，“文章”大致还是有点用的。即使我们死去了，还有我们的后来人。在历史的长河里，每一个活着的“我”，不正是通过“文章”之类的“工具”传承生命的信息，为生命接力吗？
让我们渴饮来自心灵深处那一眼永不枯竭的清泉吧。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