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年鉴因其逐年编写的特点，能够有效呈现事物发展的变化，它是记录时代脉动的重要资料。至此，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近百年后，才有了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年鉴。
年鉴因其逐年编写的特点，能够有效呈现事物发展的变化，它是记录时代脉动的重要资料。《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是当代中国唯一一部由全国新闻专业院校新闻教育从业者参与撰写的专业性年鉴。该年鉴在密切关注新闻教育现实的同时，重视其对历史的回顾功能，通过年鉴编纂聚集了一批热心于新闻教育专家学者，他们将新闻教育的感悟，融入到年鉴编纂工作中，通过资料与数据的呈现、分析，展现当年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趋势，为学界研究新闻教育政策，制定教育方针，为后人续写当代中国新闻教育史保存和积累了大量可信、翔实的一手史料。
齐辉（1978.3—），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重庆，401331）；赵冉（1995.1—），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
本研究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15ZDB140）的阶段性成果，得到重庆大学科研培育专项（2019CDJSK07PY15）资助。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史”字解释为“记事者也”，即记载和再现发生过的事情，实事求是地书写过往，以供流传，教育世人。史料是新闻史研究的资料和基础。史料不具备、不完整或者不真实，都无法进行新闻史的研究。由于史料在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作用，故中国新闻史研究一个核心的基础工作是搜集、整理与利用与新闻传播专业相关的一切史料，从而厘清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为这项事业不断前行，提供历史的经验与借鉴。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已近40年，但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书写，由于其尚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演进的动态过程之中，故其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变得异常纷繁复杂。加之身处于数据爆炸的时代，时间间隔较近，新闻传播业巨变等诸多原因的困扰，使得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尚未能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在当代为数不多的有关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史料文献中，“年鉴”堪称最为重要的一种史料类别。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专业年鉴如何记录当下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年鉴的编纂及其发行对中国新闻传播领域有怎样的影响与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尝试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为例，通过其编纂历程的回顾及分析，系统梳理年鉴对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行业及学术教育存在的史料价值与参考意义。
自近代以来年鉴即因其逐年出版能够动态记录事物发展过程的特点，被人们视为重要的工具书和大型文献史料。近代中国文化教育领域极为重视年鉴资料的编纂、整理与利用。1913年，上海神州编译社编纂《世界年鉴》，“凡一年内政治之陈迹，法制之变更，社会之进化，经济之现象，靡不包举无遗”[1]，这是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具有现代性质的年鉴。1916年江苏教育学会编纂《江苏教育学会年鉴》，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类专业年鉴。民国时期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一度出现过年鉴编纂的热潮，据统计截至1949年中国出版各类年鉴竟多达近300种。[2]纵观这些年鉴，尽管有些存续时间不长，内容篇幅繁简不一，编纂质量参差不齐，但都保留和记录了时代与行业的百态，收录了大量有价值的珍贵史料。当时的各种年鉴，除详细载录有关时事资讯外，还通过实地调查采访，收录了大量采访、调查报告和统计资料，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特别是部分年鉴如《申报年鉴》等连续出版时间较长、篇幅相对较大，为后来的经济、文化等专题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逐年可比的历史资料。遗憾的是，尽管中国近代重视年鉴的整理和编撰，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也十分繁荣，但与之相关的年鉴却几乎无任何编纂记载，近代报业、报人、新闻教育等相关年鉴的出版更是尚付阙如，这种局面直至建国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没有改进。
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专业年鉴的编纂开始受到业界和学界的重视。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持编纂的《中国新闻年鉴》正式出版。至此，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近百年后，才有了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年鉴。该年鉴以建国后新闻事业发展为重点，记录其发生、发展的基本情况，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第一部大型资料性工具书。该年鉴逐年编纂，每册近一百万字，它以“全面、精确、系统、及时”为编纂原则，十分重视资料的准确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为弥补此前新闻年鉴不足遗留的记录空白，该年鉴“注意弥补新闻历史资料的空白”[3]。《中国新闻年鉴》的编纂原则、方法及体例，为其他新闻学相关专业年鉴的书写树立了良好典范，此后中国新闻传播类年鉴逐渐迎来了繁荣时期。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作为新兴媒体逐步在中国兴起，由此催生了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纂出版，该年鉴至今已出版30余卷，累计字数超过5000万字，准确、系统、及时地记录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全貌，反映广播电视宣传改革、事业建设和技术管理的新成就、新情况、新趋势。它的出版为各级党和政府、广播电视系统各级领导机构的决策和管理提供新的信息和可靠依据，“为广播电视系统的编播、创作和技术人员、教育及研究工作者提供准确、系统的基本资料，为广大广播电视爱好者提供专业实用知识，向世界各国全面介绍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4]。
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中国社会年鉴编纂的热潮即民国之后再次兴起，除以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和《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之外，全国各大新闻机构，广播电视台，也相继出版了大量部门年鉴和单位年鉴，诸如《中国报业年鉴》《新中国晚报年鉴1949—1999》等，其数量之多至今难有确切的统计。2000年后，中国新闻传播类年鉴编纂热潮退却，除上述年鉴仍在发行发外，2016年中国社科院又编纂发行专门针对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也具有极高的学术质量。通过年鉴的历史回顾我们发现，年鉴的编纂往往与一个行业、一个学科，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紧密相关，它即是行业和学术步入成熟阶段的产物，也应社会与专业的需求而生。目前业已发行的新闻传播类年鉴有，《中国新闻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和《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四种，它们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如实记载当下中国新闻传播行业发展进程，资料数据准确、详实等特点却是年鉴编纂者追求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闻传播类年鉴发行至今已近五十年，但有关中国新闻教育的年鉴却至今仍尚付阙如，早期《中国新闻年鉴》中对中国新闻教育的记载资料少之又少，而诸如报业、广播电视等专业年鉴对于新闻教育的内容更是几乎为空白。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一直缺乏一部能够全面记录当代学科进程的专业年鉴。教育记录的缺失，使得我们即使身处时代发展的潮头，对于新闻教育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演变脉络，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多已语焉不详，莫衷一是。新闻教育规律的总结，新闻教育与教学经验的传承更是无从谈起，这些珍贵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世人忘却，最终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这无疑是当代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一种遗憾。
而另一方面截至2017年，中国已有近700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专业，本科招生规模达23万人，在校专业教师近7000余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业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发展仍方兴未艾。[5]新闻教育的高速发展与相关资料的记录缺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无形中催生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年鉴的编纂和需求。2014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出任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分会会长，“在思考学会未来的工作时，委实费了一番脑筋”，“如何为学会精准定位，为学会同人量身订制最合适的学术活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是考验我们智慧的现实问题。”在调查论证和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学会凝成共识，“那就是新闻教育史研究委员会必须围绕新闻传播教育史做文章，尤其是当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史。”[6]这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年鉴》创办的动因及背景。
2015年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的推动之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编纂工作全面启动，在全国新闻传播教育界的支持和合作下，2016年“年鉴”如期出版。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新闻教育兴起100周年。10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从无到有艰难前行，在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获得了迅猛发展全国数十家新闻院校通力配合，共同编纂完成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以下简称《年鉴》），为这个特殊的年份献上一份厚礼。2016-2018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编纂已历时三载，其每次编纂和发行，业已成为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学会乃至整个学界的一件盛事，为学界研究中国当代新闻教育走向，为后人续写中国新闻教育史保存和积累大量一手史料。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在其编纂之初，就明确以记录当代历史、反映新闻传播教育实态为宗旨，故其在新闻教育的史料搜集与整理上，坚持全面、准确与客观的原则。近代金石学家周传儒所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7]年鉴在编纂之初，即追求资料丰富，其体例包括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教育改革、学科设置、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社会服务、地方新闻教育、新闻院系巡礼、新闻教育家及新闻教育史钩沉等诸多方面，几乎涵盖了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所有方向。编纂之初，年鉴还注重把握从严选材的标准。在文献解读和数据采集的准确把握上，年鉴对象选择和材料甄别方面，坚持了学界认同的基本准则，坚持记史与存史并存，事实求是。在材料的客观性上，年鉴编纂尽量排除人的因素的干扰。对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者与参与者来说，这套年鉴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资料方向，从而为我们分析新闻教育政策、制定教育决策提供了可信依据。截至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已经出版三载，形成有300万字内容的庞大资料库，它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由全国新闻专业院校新闻教育从业者参与撰写，专门针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而编写的专业性年鉴，堪称一部动态的编年体“当代中国新闻教育史”。
今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如期而至，这是该年鉴出版的第三年。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说2016和2017两本年鉴的编纂和出版尚处于摸索和实验的阶段，那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版）》无论从编纂体例到内容设置再到装帧设计以日臻完善和成熟，年鉴质量逐年稳步提升，其具体现在以下几点：
年鉴是现实性极强的工具书，亦是名副其实的编年体史书，正是因为年鉴的连续性和积累性决定了当下的“今”即为明日的“昨”，未来的“史”。年鉴所记载下来的各种数据、资料、事件与人物都是未来人们回顾当下历史的珍贵资料。连续出版的年鉴能够完整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变化和传承，其年度性和完整性的特征是其他任何志书或史书所不能替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在其编纂之初即确立了“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书写历史，为新闻教育工作者树碑立传”的方向。但如何“书写历史”？又怎样“树碑立传”？如何使“年鉴”成为记录当代中国新闻教育的“信史”？全国数百所新闻院系如何选取和使用数量庞大的教育资料？这对于毫无前人经验可循的编纂者而言确实有着不小的难度和挑战。
经过两年年鉴编纂摸索和经验积累，2018年版“年鉴”对此问题已经能够驾轻就熟地给予解决，其栏目设置不断优化，编纂逻辑日臻合理。具体而言就是以“今”带“古”，以“人”行“事”方式，将中国新闻教育从“点”到“面”进行“串联”。尤为难得的是，2018版年鉴后在编撰意蕴上，注重“古”与“今”、“人”与“事”、“点”和“面”的平衡。2018版《年鉴》一方面关注当下新闻教育的热点问题和重大事件，延续了以往年鉴“新闻传播教育综述”栏目，但对2017版《年鉴》“中国新闻传播类专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回顾”一栏则给予删除。2018版《年鉴》将往年“新闻传播地图”栏目进一步扩充为“各省、***、直辖市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综述”。增减之间，编者意在突出“年鉴”的现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同时亦充分照顾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
在密切关注现实的同时，《年鉴》并未忽视其对历史的回顾功能，在“教育家研究系列”及“新闻传播教育史钩沉”等栏目，年鉴借助口述史和研究论文的形式，对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仍给予一定篇幅的记录研究，突出“今日年鉴，明日信史”的史料价值，也进一步显示出编者力求在“古”“今”内容的选择取舍上已游刃有余。2018版《年鉴》栏目借助年鉴内容的编纂和栏目的转换，最终实现了“人事一体，点面结合”的编纂意图。在书写方式上，2018版《年鉴》在注重研究性语言的同时，力求书写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其中姚福申教授“口述实录”、赵玉明教授“二进中南海”等内容均为历史当事人的直接回忆，很多描述具有极强的现场感。通俗且生动的叙述，使得历史的书写与阅读并不仅仅是冰冷的数据，通过个性化书写的方式，年鉴展示了在新闻教育中“人”的活动与价值，这使得2018版年鉴成为一部“活”的带着“温度”的历史记录。
年鉴的水准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编撰者的素质及其组织工作的高效。随着三年来的摸索，《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已经聚集一批热心于年鉴编纂的专家学者，他们具有专业化和高学历的特点，真正做到了“让专业的人做专业事”，年鉴的编纂队伍日趋稳定。与往年一样，2018版《年鉴》的编撰者来自于全国数十所新闻传播院校，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和教育经历。经过前两年的年鉴编纂工作的磨合与历练，目前年鉴的编纂队伍日臻成熟，已能够驾轻就熟的完成年鉴地编纂工作。
该年鉴的核心编纂团队，大多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常务理事组成，多为各地区新闻院校的负责人。诸如年鉴负责人张昆教授，已在新闻教育领域工作近40年，是改革开放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这些编者置身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进程中，新闻教育发展、进步、趋势和问题，有着切身的见解和体会。他们以年鉴为载体，共同回望中国新闻学百年来所走过的风雨历程，总结其成败经验，展望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他们因年鉴的编纂机缘而凝聚，将新闻教育的感悟，融入到编纂工作中，这不仅提升了年鉴权威性和可信性，更成为其新闻教育实践和活动的直接“投影”。除年鉴的编纂团队日趋稳定外，年鉴编纂的组织周期和工作程序也逐步固定。目前年鉴的编纂已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史学会”一项年度性、长期性和基础性的工作。每年上半年，年鉴编纂委员会围绕年鉴编纂工作召开讨论会，确定当年年鉴的工作分配和编纂计划，下半年开展年鉴的发布和修订，一系列工作业已步入正轨，有条不紊形成惯例和定制。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在内容的编排和栏目设置上更加精当。在内容的选取上，较往年年鉴更为注重反映“新闻传播教育”的本体色彩。2018版《年鉴》在内容上侧重对中国新闻教育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规律开展业务钻研和规律探索，紧密围绕“新闻传播教育”这个核心主旨做足文章。2018版《年鉴》所记载的是上一年（2017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进程，它充分发挥其“存史”功能，对17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诸多重大事件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回顾。例如在年鉴“上篇”总论部分“2017年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综述”分别截取了“方汉奇基金”设立、“学科评估”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格局和变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及其趋势、“院部共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深入课堂”、“新闻传播教育的新理解与新论述”等问题开展言说，这些内容均为当年新闻教育领域的“热点”，关乎新闻教育发展的前途和未来，2018版《年鉴》将其逐一展开，通过资料与数据的呈现、分析，揭示当年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的趋势，这使得年鉴的编纂紧贴新闻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
在注重“存史”的功能之外，2018版《年鉴》亦注重对发挥“资政”功能。尤其是注重新闻教育规律的总结和经验的推广。例如2018版《年鉴》开设的“院系巡礼”栏目，着重介绍近年来在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与科学研究中表现突出的新闻院系，对其教育教学和科研成果给予了集中的展示，其意在以此为示范，推动中国新闻教育向高水平院系看齐。2018版《年鉴》还引入大量口述史内容，开设“名师风采”和“院长论衡”等栏目，对当代中国新闻教育名家，围绕其教育生涯与办学心得进行了专访。在新闻专业共性特质之外，针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区域性特征，在2018版年鉴第二章部分，将往年以以区域方式呈现的地方新闻教育改为按照中国29个省市***方式逐一展示和介绍。该板块以省市为单位，内容按照新闻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态势几个方面分别陈述。这种体例的改变，既能体现各地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特性，又能兼顾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使得年鉴在内容上更加注重区域均衡和全面，更接“地气”。
与16、17版年鉴相比，2018版《年鉴》在编撰中更为注重和强调各项统计数据与资料的准确可靠，其内容尽量依靠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实现了数据的“可追溯”。年鉴自行组织的统计工作，多委托第三方专业统计机构收集和整理数据，从而确保了数据收集精确与可靠，年鉴的权威性和可信性进一步提高。在此翔实数据的保证下，2018《年鉴》对各项数据进行了分析和研判，这成为2018版年鉴颇具特色的亮点。例如2018版《年鉴》所记录的2017年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具有里程碑式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教育部实施“双一流”建设名单，开展了第四轮“学科评估”工作和新增学位点的审核工作，这一系列动作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影响极为深远。尤其是学科评估的结果，“相当程度内影学科资源的分配和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着眼于此，2018版《年鉴》全面回顾新闻传播学2016—2017年“学科评估”的发展历程及其结果，引用权威部门1—3轮学科评估的基本数据，并对新闻传播学参与的2—4轮学科评估的各项数据进行分析与比较，从而对此次学科评估的影响力与社会舆论，学科评估与新闻传播学学科竞争态势做出了中肯且到位的评价。此外，年鉴对各新闻院系科研数据的整理与分析也是其又一亮点。2018版年鉴对1991—2017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涉及新闻传播学科的立项情况进行了统计，对2016—2017国内新闻传播“四大名刊”学术论文进行了详细统计，这些也体现出2018版《年鉴》对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重视。
2018年是中国新闻教育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而2018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的出版无疑为其增添了几许别样的意义。《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从编纂到出版是一项艰巨和系统的工程。在其编纂的过程中，全国近五十所新闻院校的上百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克服头绪多、资金少、周期短等诸多难题，不计报酬，不辞辛劳，用一年时间完成这部1100余页，135万字的巨著，客观如实地书写了一部当代新闻教育的“春秋”。如果没有一种对新闻传播教育发自内心的热爱，如果没有对新闻事业的专注和执着，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正如其编者所言，作为“小人物”，“不管他的地位多么的卑微”，“只要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只要他敢于承担历史的使命，那么就可以得到社会的肯定”[8]。毫无疑问，《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全面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新闻教育的脉动，反映和凝聚了新闻教育界的期待与共识，如实记录了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变化趋势。经过3年的坚持和努力，2018版《年鉴》不断精益求精，推陈出新，真正做到了“体例更加完备，体系更加周全，考订更加系统，内容更加权威”的编纂设想，堪称一部由全国新闻教育界凝心聚力献给当下这个奋进时代的用心之作。
[1]熊希龄：《世界年鉴序言》，载神州编译社《世界年鉴》第二卷，上海：神州编译社，1914版。
[2]杨军仕，王守亚等：《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版，第5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1990版，第26页。
[4]赵玉明，艾红红，庞亮主编：《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5版，第145页。
[5]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7)》，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版，第1页。
[6]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8)》，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1页。
[7]周传儒：《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上海：开明书店，1934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