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曾在《哈姆雷特》中深情吟诵：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现在中国人也要高声呐喊：To learn or not to learn, that’s a question！中国人对于英语的复杂情结已然在教育战线上愈演愈烈。清末以来，英语学习在基础教育阶段中的地位越来越突显，另一方面，加强母语教育、减少英语学习负担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香港在大学推广英语教学，北京将缩减高考英语的分值。学还是不学？抑或是怎么学？除了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外，英语学习还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大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请求互通商贸，却吃了闭门羹，无奈悻悻而返。走时，马戛尔尼抛出一句狠线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终于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当然还有英语。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