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然是一个以军事战争为主要政治活动的国家，可汗、大臣、平民都是按军事制度来进行编制的。柔然国可以说是一个军事与民事融合的政权。在各个统领地方部队的大人之下，编制为统领千人的军将官职，下面还有统领白人的幢帅官职。柔然国的各个部落首领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经常在敦煌等地商讨重要的事情。可汗一旦不能臣服众人，或是可汗的继承上出现问题，各部落首领有权罢免可汗或推举新的可汗作为首领。
在柔然的发展过程中，中原汉族的政治制度逐渐传入，并为柔然统治者所接受。对柔然的政治制度影响最大的就是曾经是柔然宗主国的北魏的典章制度。公元464年，予成继承了可汗的位置，效仿中原国家的政治制度。此外，在官吏的设置上，阿那瓌可汗还仿照中原的管理制度设置了设侍中、黄门等官职。
军事生活是柔然国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柔然可以说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历代可汗都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并使国家在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疆域广大、军事实力雄厚的大国。柔然在蒙古高原上征战了150 多年，曾经打败了中原的宗主国北魏，征服过周边的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是匈奴、鲜卑之后的又一个强大的政权。
社仑正式建立柔然王国后，就立即着手向西域地区发展。他们率领大军沿着原来被匈奴人开发的草原丝绸之路继续向西扩展自己的领土，一直到达了阿尔泰山。丘豆伐可汗社仑并不像以前的匈奴和后世的突厥政权那样，把政权的中心定在漠北地区，而是把都城定在偏西的敦煌、张掖之北的地区。社论可汗为了增加军队的战斗力，实行了许多改革措施。他把军队中每一千人设为一军，设置军将一名;每一百人为一幢，每幢设幢帅一名;战斗中立有军功的人所夺得的财物归其个人所有;战斗不力者要受到鞭挞的惩罚，临阵退缩者处以死刑;改革了计算兵数的方法;在外交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方针。
在对西域地区的征讨中，柔然国使用了大量的兵力、物力、财力。这些军事支持并不是柔然王国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的，因为当时它能够稳定住漠北的统治已经极为不容易，再耗费大量的军事实力去征服西域就不太可能了。然而，柔然王国有着大量的从属部族，这些部族都是曾经被柔然征服过的，为西征提供了军事基础。利用部族的军事力量西征不仅可以扩大自己的版图，还可以乘此机会削弱各部族的军事实力，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是一条一箭双雕的妙计。高车部落就是被柔然国派遣西征的部落之一。这一点从高车的发展史中可以得到确认。高车族一直居住在漠北，后来其中的六只仍留居漠北称为东部高车，而十二支后来迁到西北建国，称为西部高车。这西迁的十二支高车部族就是被柔然国派往那里征讨的部队。像这样的部族还有很多，比如丁零部落、铁勒部落。这些部落对柔然国的开疆阔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为柔然国以后的统治埋下了隐患。在柔然国逐渐走向衰败后，这些部族就开始起来反抗柔然国的统治，并加速了柔然国的灭亡。
丘豆伐可汗社仑的西征使柔然迅速壮大，他去世后，继任者斛律可汗对外扩张得更加强烈，继续把西征向前推进。他带领大军征服了西面的乌孙国，使索格底那亚诸城邦臣服，劫掠了大月氏等诸国。柔然国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奴隶制国家，只有不断的进行对外战争才能保证大量的奴隶来源和财富。为了保证西征的胜利，柔然国对南面的北魏政权并没有进攻，而是采用了防守的策略。因为，那时柔然国的力量还不足以与强大的中原北魏政权相抗衡。斛律可汗为了加快西征的进程，重用骁勇善战的大将大檀为西征主帅，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胜利。后来，斛律可汗死后，大檀因为军功卓著而被推举为可汗。
在斛律可汗的战争史上，兼并乌孙国是第一次重大的胜利。当时，乌孙国还很强大，占据着大片土地。斛律早已对水草丰美的乌孙国垂涎三尺，因此在他继位后不久就与乌孙国在边界上发生了武装冲突。尽管乌孙国当时的势力已经衰弱，但面对柔然国的步步紧逼还是采取了誓死保卫的态度。而且，柔然国孤军深入，并不是能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就能取胜的。斛律联络了周边的悦班部族，一同夹击乌孙国。乌孙国无力抵抗两国联合的激烈进攻，最终兵败，国土被柔然和悦班两国刮分。
其实，陶渊明的祖辈已仕宦三世，是浔阳的名门望族，陶渊明出生后，虽家境中落，但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陶家仍不失为有家产田业的官宦门庭。归田后，诗人的居地可考的就有上京闲居、园田居和南村等处，田庄别业则有西畴、南亩等处，远不止“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归田初，陶渊明在家饮酒赋诗，琴书自娱，生活清闲。这时的诗人，过的是舒适的文人闲居生活。50岁以后，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再加战祸绵延，境遇确已非昔比。然而，他仍能“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常著文章以自娱”，劳逸结合，也不是一位赤贫的农民。
陶渊明晚年的《乞食》诗被很多人看成他沦为乞丐的重要证据。但清人陶必铨指出这是借韩信乞食的故事以起兴，故题曰《乞食》，不一定真有此事。而且《乞食》是诗人晚年遭灾时所作，并非反映其平时生活状况。诗人写此诗的意旨，主要是让子孙后代了解他在贫困的情况下如何励志苦节。
陶渊明的晚年，与有“五斗米”俸禄的时期相比，生活状况是有变化，但他除农业收入之外，另有教授生徒的酬资，还有显贵的馈赠。至于故人延请，新知相邀，饭局一直不少，给诗人的资助也是司空见惯的了。所以，鲁迅先生就断言：“纵使陶公不事生产，但有人送酒，亦尚未孤寂人也。”
陶渊明确实叙说过自己的清贫景况，并写有相当多的叹“贫”苦“寒”之句。其实他的“穷”，只是比起祖辈来要“穷”，晚年比起前半生要“穷”，比起门阀世族的巨富来是“穷”。但是，他绝非一贫如洗，与真正的贫农相比，则要小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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