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一个由岩石圈、生物圈、大气圈、水圈四大圈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而组成的巨系统，即地球生态系统。但是作为地球的一个薄薄的圈层，它不仅与岩石圈的深层、大气圈的高层紧密相连，也与之外的天文宇宙系统息息相关。故而该系统内部各圈层或其外部环境的任何变化与异动，一旦超过特定的阈值，都会对人类与人类社会带来严重的损害(参见宋正海、高建国等著《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第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在历史时期的自然灾害中，诸如地震、山崩、台风、海啸、火山喷发、洪水以及急性传染病等爆发性的灾害，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而类似于旱灾这样的渐进性灾害，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但是纵观中国历史，旱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给中华文明造成的破坏，要远比其他灾害严重得多。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在其关于中国人口历史的研究中即曾断言：“旱灾是最厉害的天灾。”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旱灾记载，应是距今3800多年前(公元前1809年)伊洛河流域的大旱，即所谓“伊洛竭而夏亡”。民国时期国内外学者如何西(A.Hosie)、竺可桢、陈达、邓拓等，都曾利用《古今图书集成》、《东华录》以及其他文献记载对中国历史时期的水旱灾害进行统计，其结果均无一例外地显示旱灾发生的次数多于水灾。据邓拓《中国救荒史》的统计结果，自公元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旱灾共1074次，平均约每3年4个月便有1次；水灾共1058次，平均3年5个月1次(《邓拓文集》第二卷第41页，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新中国成立后，旱灾发生的频率总体上小于水灾，但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华北、西北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的干旱化(并非单指降雨量的减少)趋势，从生态系统变化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就灾害的后果而言，旱灾引发重大饥荒的频次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死亡规模，更非其他灾害所可比拟。据美国学者郑麒来对历代正史资料的统计，自汉代以来，因各类自然灾害导致的求生性食人事件经常周期性发生，而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由干旱引起的。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此类求生性食人事件显然进入新一轮周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从1840年到1949年这110余年间，全国各地共出现此类食人事件50年次，平均两年左右即发生1次。其中缘于旱灾的共30年次，缘于水灾的10年次，其他的则为旱水、旱蝗、旱雪、霜灾以及不明原因的大饥、春荒、冬荒，旱灾依然是求生性食人的主要原因。
在灾害造成的人口损失方面也同样如此。明清至民国时期，全国共发生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灾害221次,其中水灾65次,飓风53次,疾疫46次,旱灾22次,地震21次，但各灾型的死亡人数并不与其发生的次数成正比，尤其是旱灾，为数仅居第四，死亡人数却处于诸灾之首，共计30393186人，占全部死亡人数(42737008)的71%。而且明代如此，清代如此，民国时期更是如此，可谓愈演愈烈。其中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灾，山西、河南、陕西、直隶等受灾各省共饿死病死人口950万至1300万，最高估计多达2000余万人； 1892—1894年晋北大旱，死亡100万人；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河南1省死亡人口约300万人；1943年广东大饥荒，死亡50万人(一说300万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由旱而荒并因之导致大规模人口死亡的事件，除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之外，殊属罕见，但仅此一次，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公布的数字，即已造成千万人以上的人口损失，可见旱灾危害之巨大。
罗列这些数字，或许显得过于抽象。不妨撷取明清以来一些特大干旱的灾情片断，以透视旱灾对中国社会究竟有过什么样的惨烈影响。明万历四十三至四十四年，山东全省连续两年遭遇大旱，饥民“咽糠粃，咽树皮，咽草束、豆萁”，可大多数人最终仍难免一死，“或僵而置之路隅，或委而掷之沟壑，鸱鸟啄之，狼犬饲之，而饥民亦且操刀执筐以随其后，携归烹饫，视为故常”。众多家庭纷纷卖妻鬻女，以求渡过难关，故而各地广泛流传“添粮不敌减口”，“卖一口，救十口”等民谣(明毕自严撰《菑祲窾议》)。崇祯后期持续七年之久的全国性大旱，更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南北各地普遍出现人吃人的惨剧。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之《滦阳消夏录》中有一段记述，读来令人怵目惊心：
前明崇祯末，河南、山东大旱蝗，草根树皮皆尽，乃以人为粮，官吏弗能禁。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屠者买去，如刲羊豕。周氏之祖，自东昌商贩归，至肆午餐。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女战栗无人色。见周，并哀号，一求速死，一求救。
事实上，饥荒极重之时，备受煎熬的饥民连这样的痛苦感觉都已经不存在了。清光绪十七、十八年山西大旱，前往赈灾的江南义绅如此描绘当地的荒象：
山西此次奇灾，各村妇女卖出者不计其数，价亦甚廉。且妇人卖出，不能带其年幼子女同去，贩子立将其子女摔在山洞之中，生生碰死。其夫既将其妻卖出，仅得数串铜钱，稍迟数日，即已净尽，便甘心填沟壑矣。灾民一见查赈人至，环跪求食，涕泣不已。许已早晚放赈，而彼皆苦苦哀告云：但求先舍些微，稍迟便不能待矣。往往查赈之时有此人，放赈之时即无此人。更可惨者，各人皆如醉如痴。询以苦况，伊便详述，或父死，或夫死，或妻女已卖出，家室无存而毫无悲痛之状，惟互相叹息云：死去是有福也。盖彼既无生人之乐，亦自知其不能久存矣。嘻嘻！田园既荒，房屋又毁，器具尽卖，妻子无存，纵有赈济，而一两银仅买米二斗，但敷一月之食，一月之外，仍归一死，况放赈并不及一两乎！
严酷的饥荒不仅制造了无数个人或家庭的悲剧，也给整个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进而导致王朝的崩溃。正如邓拓指出，“我国历史上累次发生的农民起义，无论其范围的大小，或时间的久暂，实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这实已成为历史的公例。”(《邓拓文集》第二卷第106—107页)而这样的动荡，多数是由旱灾引发的。如果说中国最早的王朝——夏王朝是在疏治洪水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其灭亡却是导因于上文提及的“河洛竭”了；随后又有“河竭而商亡，三川竭而周亡”的说法。在秦汉以来导致历次王朝衰亡的农民起义中，除陈胜吴广起义、元末农民起义与水灾或治黄有关外，其他大都发生在长期旱荒的过程之中。清代以来的大旱荒虽然没有促使清王朝或民国政府的垮台，但旱荒期间规模不等、形式多样的饥民暴动仍起伏不断，土匪活动也极为猖獗，以致统治者在救荒的过程中，往往要一手拿粮，一手拿刀，软硬兼施，才有可能保持灾区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