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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顾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的、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所谓分层，是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也就是说从人们社会地位垂直变化的角度观察社会。分层的本质是关于人们之间的利益或资源占有的关系。而改革的本质也是关于人们利益关系的变迁，因此，这里研究的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当然，中国是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各地区之间，情况千差万别，社会关系异常复杂。因此，要想在一篇文章里概括出中国社会分层变迁的全面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只能择其要者分析一下，谈一谈主要变化，并对于新近的变化作一点介绍。
如果试图用一句线余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那么，可以说，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对于社会分层的理解。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包括财富在内的社会资源都不是人人平均占有的。一些社会集团总是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从现有的制度看，这些属性通常包括：国籍、文凭、证书、民族、种族、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财产制度、所有权制度也是一种“排斥他人”的手段。它规定了财产所有者对于财产的占有，而排斥他人对此染指。社会分层制度的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
中国在50年代中期，在城市和农村普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个难题。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如果全体人民中或集体成员中，任何一个人都要求行使财产所有权的话，经济秩序就无法维持。为此，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作为社会屏蔽的基本指标，对于社会群体进行区分。到了50年代中后期，这样一套非财产所有权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制”。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是一些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比如，收入是个连续型指标，它难以区别身份，而职业是个非连续的、异质型的指标，它可以区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领导干部这样的身份群体。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再一个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因此，出生地、户口类别显然是个典型的“先赋”指标。
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规的认可以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的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身份制突出，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中国自1979年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身份制开始出现了解体的迹象，身份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笔者试将此种变迁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农民开始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目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按低的估计总数也有大约7000万人到9000万人。农民中还涌现出了一批所谓“乡镇企业家”，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第二，“官本位制”有所变化。随着政企脱钩，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官员逐渐离开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本位等级制度，传统上企业的级别是由政府审定的，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而决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官定的企业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企业，这使得原来官本位的分层次序被打乱了。
第三，“档案身份”已被突破。市场改革以后，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自此，没有档案的就业成为并不罕见的现象。随着多种经济类型单位的出现，档案身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使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社会上也出现了负责保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衔接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所以，档案身份对于城镇就业者的束缚已大大松解。
第四，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中央在制定干部提升的标准上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没有高等学历的一般都得不到提升。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正式恢复了学位制度，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等一系列学位体制，90年代以来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技术证书制度，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证书等等。中国进入WTO 以后，预计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证书将愈来愈成为社会地位区分的基本依据。
第五，产权的“排它”作用将更为突出。如前所述，从本质上看，中国严格户籍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因为阶级体系和所有权体制被打碎了，户籍等制度成为取代阶级和所有权而维持社会秩序、资源分配秩序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财产集中化程度有所降低，民间财产的数量有明显增长。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多种所有权成分的各种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间拥有财产的数量和形式均有了飞速发展，比如，住房体制改革以后，私人拥有住房的现象已经变得极为普遍。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表明，中国居民存款的年终余额已经达到8万亿的水平。所以，显然，财产所有权制度地位正在逐渐上升，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维持秩序的首要制度。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当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但是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
当然，身份制度毕竟在我国奉行了几十年，其变迁也会遇到重重阻碍。在世纪之交，身份制的变迁也触发和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比较突出的是作为“社会惯性”运行的户籍体制与新的社会群体关系之间的矛盾。其表现突出反映为三个方面。
改革以后，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从改革前的2.8倍降到2.2至2.3倍。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就已有复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至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至3.4倍，到了90年代末、新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当其冲的原因还是僵化的户籍体制，即由于农民虽然可以外出，但不能实现永久迁移，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下，资本大量朝向利润率高的城市地区集中，农村日趋凋敝，而农村的永久居民——农民当然成为利益受损者。
笔者以为，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变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即我们不得不对于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作出较大调整。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问题，但是，他们由于没有作为“社会惯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即当工业化实现时，城市化也在全国普及。而我国近20年来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滞留于农村的巨大的农民群体。此外，多数发达国家曾经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化，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速度快、运作较急，所以，遇到的城乡转化的矛盾就更为突出。
第二，城市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中上层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近来，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流动人口中的企业主要求给予企业经营所在城市的正式户籍等等。在此种呼声之下，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反应，公安部提出，允许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户籍改革实验，实验的基本原则是：当地需要，当地受益，当地负担，当地有效。例如，上海、广州推出“蓝印户口制度”，外来人口取得当地蓝印户籍后，符合在该地生活、工作一定期限就可以申请该市常住户籍。北京市人事部门也对于流入人才的户籍管理做出了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调整。石家庄、宁波等城市甚至更推出全面放开准入标准的户籍改革。
第三，残存的户籍身份利益所引发的矛盾有所激化。与20年前相比，今日中国户籍身份的利益范围已经大大收缩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残存的领域。最为突出的就是各地区不一致的高考分数线年，这方面的利益冲突显得尤为激烈。在春季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考分数线的户籍差异问题已经作为两会提案正式登场。在讨论中，不少人指出，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各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一些省份比另一些省份分数线分以上。一些人抨击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高考分数线的户籍特权和户籍歧视。他们主张全国型大学的录取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以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笔者以为，此种讨论会成为身份分层进一步解体的催化剂。
2001年的一些民意测验显示，贫富差距问题仍然是多数群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笔者做过比较多的量化分析，设计、组织过多次调研，也经常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如果非常概括地评价一下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那就是，我国经济差距上升的速度过快了一些。二十年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富差距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特别是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趋势。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测量方法，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6至0.47之间，不同的调研数据测算略有一些差异，高的有超过0.5的，低的为0.43左右，总之，这些数据都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这样，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我们知道，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上就有“均贫富”的传统，所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与社会不稳定是一对孪生姐妹。在这里，应着重考虑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问题。虽然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还不算是过高的，例如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0.6，但是要注意到，不同的民族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像上述的这些高基尼系数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压力。然而就中国的状况而言，老百姓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目前还难以判断。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历史上中华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与改革前相比，老百姓承受压力的能力大大增强，对于贫富差距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
当然，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笔者以为，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总之，上述的事实证明，在现阶段，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现象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呢？
社会学认为，上升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推进社会中的上升流动。改革20年来，我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上升，这就是最好的上升流动。所以，一方面，虽然人们的经济差距拉大了，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这就会抵消因差距拉大而造成的不满。笔者曾经与美国UCLA的D.Treiman教授进行数据上的对比，我们在中国大陆和东欧地区询问了同样的问题，即问与十年前的生活相比，您认为您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结果，中国的数据显示，86.1%的城乡居民认为，生活水平上升了。然而，对于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的调研证明，平均59.0%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经济生活水平的上升，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当然，这也对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任务，即我们一定要保持住相当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只要“蛋糕”做得足够大，使得多数人都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社会也就会相对稳定。
除了经济水平的上升以外，上升流动也还有多种途径。比如，因产业升级而实现的上升流动，在这方面，中国目前有很好的契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产业演进的基本规律是从初级产业向高级产业演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演进。产业演进的结果使得职业结构变迁。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业劳动者，蓝领劳动者转变为白领劳动者。我国目前正处在上述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演进的关键时刻，城乡居民会因为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而实现地位的上升，而且，此种变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职业地位的上升，会增加该上升群体的社会认同感。所以，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是一种社会稳定的良药，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安全阀（political safety-valve）之一。
当然，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体现为诸多方面，决不仅仅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例如，政治地位的上升也是一种有利于稳定的渠道。比如，我们常常进行的评选“五好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先进党员、团员等等。社会学研究证明，政治地位的上升会伴随着人们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参见下文关于政治分层问题的讨论）
与之相对应，社会学的研究也证明，社会地位的下降往往造成该群体对社会主导制度的疏离和不满。所以，在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上，我们应多多关注地位下降的群体。比如，下岗职工、因天灾人祸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农民等等。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措施，尽量缓冲地位下降的不利后果。
正如上文所述，改革二十余年来，我国居民的财产收入的差距明显扩大了。然而，为什么如上文所说的，老百姓对于贫富差距也表现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呢？为了解释此种现象，笔者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观点。
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
所以，应该分清改革以前和以后社会分层内容的重大区别，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政治不平等和政治歧视均比较严重。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差别缩小了，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差别明显扩大，因此，取代政治不平等的是经济不平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分层差别一直就比较大，无论它体现为政治的不平等还是经济的不平等。
由此，笔者曾经提出，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它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层本质上是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大。这种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较大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政治方面的较大差距。从这一视角看，改革以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更紧张，而是有所宽松。改革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社会物质资源总量在迅速增长。因此，仅从有限资源会导致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看，造成人群紧张关系的因素已有所减少。从实际生活看，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有所缓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政治分层方面。因此，仅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就论证中国社会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这有明显的缺陷。今日中国毕竟已消除了那种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政治歧视的政治分层现象，这对于缓和群体冲突、整和群体利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全面地评价社会不平等的状况，还是应该承认，不平等也有下降的这个方面。
理解政治分层的意义和补偿作用，不仅可以解释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容忍度，而且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手段，调整社会地位，缓和社会矛盾。
当我们比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人群的利益关系时，会发现，社会上的两个重要群体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迁。笔者所说的两个重要的群体就是“社会中心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
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群体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笔者称之为“中心群体”（或“核心群体”），处在外围的同心圆笔者称之为“边缘群体”。例如，中国高级干部是典型的核心群体，而农民则是典型的边缘群体。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化程度相当高，由于社会资源常常是由中央统一调配的，因此，越是接近于中心的群体，就越容易获得资源。比如，政府管理者、重要的专业技术群体等，他们与中心区域接近，因此更容易获取资源。同样，如果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比较，城市居民更接近于中心，城里人所获资源显然高于农村人。如果用大城市与小城镇比较，大城市更接近于中心，大城市居民所获得的资源大大高于小城镇居民。如果用级别高的大单位与级别低的小单位比，级别高的大单位更接近于中心，小单位则更接近于边缘。总之，中心和边缘是个相对概念，对比任何两个阶层，都可以发现，哪一个更接近与中心区域，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
笔者曾提出，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明显地分成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大批的体力劳动者迅速地参与到了市场经济中来，而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却并不明显。体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后，立即从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利益，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改革初期农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和工人奖金的大幅度提高上。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以及脑力劳动者聚集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还远远没有进入市场经济，因而脑力劳动者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的利益也就很少。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在获利上的这一多一少，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脑体倒挂。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上，一方面从理性上和理论上他们是支持改革的，但另一方面从经济利益上看，他们却并没有从市场经济的改革中获得较多的利益，如果与在这一阶段获利较多的体力劳动者比，甚至有被相对剥夺的感觉。因此，如果从本节所阐述的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两阶段的理论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很大的不满，在这种不满情绪的背后确实有着很强的经济动因。相反体力劳动者对于这一阶段的改革却持基本的满意态度，这显然也是经济利益使然。
在第二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等的范围，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也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科研机构由过去的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转轨为自己拉项目、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单位，教育由过去的全额国家负担转轨为普遍收费制度，文化单位迅速地走上了商业经营道路，医院在市场经济中也大大地提高了收费标准。上述变迁使知识分子群体在收入分配中明显受益，而体力劳动者在这种竞争中却处于明显的劣势。再加上近年来国营企业亏损、停产、半停产的比例愈来愈高，企业中技术人才已大量流失，剩下来的已大多是技术水平不高的体力劳动工人，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已成为工薪层的底层。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情况也因此而更为突出。这种状况从本质上看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作为上述经济利益调整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明显感到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已大大平息，而与此相对应，工人、农民中的不满情绪却有很大上升。因此，在目前这一阶段，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焦点是集中在工人和农民身上，特别是集中在那些停产、半停产企业的工人和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农民身上。
进一步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社会群体参与市场经济的步骤和速度是不一致的。社会地位较低的边缘群体是最先进入到市场经济中来的，而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进入市场经济的速度则明显低于前者。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因为，第一，在制度变迁中，社会中心群体往往在原体制中享有较多的利益，这样他们如果脱离原体制而进入到新体制中来就会丧失在原体制中的很多利益，因此这种利益上的患得患失阻止了他们较快地进入到市场经济中来。相反，对于社会边缘群体来说，他们在原体制中本来就仅享有较低的利益，因而，当制度变迁发生时，他们很容易脱离原体制而进入新的体制，并且迅速地享有了新体制所带来的利益。而当制度变迁达到一定程度，当新体制所带来的利益愈来愈明显、当旧体制愈来愈难以维持时，过去的那些社会中心群体才会愈来愈多地进入到新的体制中来。第二，从价值观念上看，干部、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中心群体，较多地受到原体制思想体系的熏陶和束缚，在社会变迁中不容易一下子摆脱原来的思想体系而进入到新的观念体系中来，思想体系的变迁需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相反，体力劳动者作为社会的边缘群体，受到原体制思想体系的熏陶和束缚本来就较弱，当具有吸引力的新体系出现时，他们很容易就摆脱原来的体系而进入到新的体系中来了。因此在80年代，当广大知识分子还在义正词严地进行“义、利之辩”、还在讨论该不该下海挣大钱时，广大的体力劳动者早已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了。当然，知识分子由于在知识、信息、技术、社会联系等众多方面明显地占有优势，因而他们虽然在参与市场经济的阶段上迟了一些，但凭借这些优势却又在第二阶段后来者居上。
社会中心群体进入市场的社会后果有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从正向作用看，我国一度存在的“脑体倒挂”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从全社会的分配看，高技术、高新产业以及高教育、高素质等因素在财富分配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同时，它也影响了“精英”的配置，即出现了“政治精英”队伍缩小、“经济精英”队伍扩大的局面（参见下文关于精英的分析）。这也应看作是正向的变化。
但是，社会中心群体进入市场的负向作用也是很严重的。随着社会中心群体进入市场，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机会大大高于市场转型的第一阶段。很多社会中心群体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利牟取“小集团”的或个人的私利，在一些干部、一些执掌种种权力的政府官员、一部分接近权力关系的专业人员中，贪污、腐败、侵吞国家财产的问题已经变得相当严重。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公共财产通过各种渠道被转化进私人的“腰包”。近一段时间，“白领犯罪”问题凸现，如此等等。因此，在这一阶段，尤应注意防范权钱交易的腐败问题。
本文一开始说过，改革以前的“身份分层”之所以不公平，就是因为它是用先天的因素而不是靠后天的努力来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我们发展市场的合理性，就是因为市场可以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场所，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争取竞争的成功。然而，在市场演进的这个第二阶段，由于利用公共权利获取市场利益现象的频繁发生，我们原来期待的市场公平却又不复存在了。利用公共本回答由网友推荐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如果试图用一句线余年来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主要变化，那么，可以说，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从以“社会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向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的方向转化。
这就涉及到了我们对于社会分层的理解。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包括财富在内的社会资源都不是人人平均占有的。一些社会集团总是会通过一些程序，将获得某种资源和机会的可能性限定在具备某种资格的小群体内部，为此，就会选定某种社会的或自然的属性作为排斥他人的正当理由。从现有的制度看，这些属性通常包括：国籍、文凭、证书、民族、种族、社会出身、地域、宗教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财产制度、所有权制度也是一种“排斥他人”的手段。它规定了财产所有者对于财产的占有，而排斥他人对此染指。社会分层制度的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
中国在50年代中期，在城市和农村普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个难题。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如果全体人民中或集体成员中，任何一个人都要求行使财产所有权的话，经济秩序就无法维持。为此，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严格的户籍制度、单位制度、干部工人区分的档案制度、干部级别制度等构成的身份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户口、家庭出身、参加工作时间、级别、工作单位所有制等等作为社会屏蔽的基本指标，对于社会群体进行区分。到了50年代中后期，这样一套非财产所有权型的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体系，并一直持续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套社会分层制度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身份制”。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区分身份地位的指标多是一些非连续型的、异质型的指标，比如，收入是个连续型指标，它难以区别身份，而职业是个非连续的、异质型的指标，它可以区分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领导干部这样的身份群体。区分身份地位指标的再一个特点是，它们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所谓“先赋因素”指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不经后天努力就具有的因素，比如，一个人的年龄、性别，又如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因此，出生地、户口类别显然是个典型的“先赋”指标。
以先赋因素来确认人的身份地位，这样一种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讲究等级、秩序。当这种身份得到了法律、法规的认可以后，各身份群体也就难以越轨，没有了跨越身份界限的非分之想。每一个人都被定位在一定的等级上，整个体制井然有序。此种体制的最大弊端是束缚社会成员的活力和积极性，因为，它将每一个人定位在先天决定的身份体系上，人们很难突破此种先天的限制、很难超越级别。在此种体制下，人们的后天努力与地位变迁没有太大的联系，因此，这是一种缺少公平竞争机会的体制。身份制突出，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它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中国自1979年奉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身份制开始出现了解体的迹象，身份分层的地位下降，经济分层的地位上升。笔者试将此种变迁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农民开始突破了户籍身份的限制，目前，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按低的估计总数也有大约7000万人到9000万人。农民中还涌现出了一批所谓“乡镇企业家”，甚至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第二，“官本位制”有所变化。随着政企脱钩，政府各种权力的逐步下放，官员逐渐离开社会经济运行的中心位置。市场的发展也直接改变着过去的官本位等级制度，传统上企业的级别是由政府审定的，然而，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地位的高低只能以其资产、产值、利润的地位来评价。而这种地位的高低是市场竞争、经营效益的结果，而决不是由上级预先可以封许的。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官定的企业级别越来越失去意义。一些原来官定级别很低的企业，一跃而成为有亿万资产的企业，这使得原来官本位的分层次序被打乱了。
第三，“档案身份”已被突破。市场改革以后，在劳动就业出现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人才的“单位所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自此，没有档案的就业成为并不罕见的现象。随着多种经济类型单位的出现，档案身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使人们在就业时不再为档案身份所困，社会上也出现了负责保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以衔接不同体制之间的差异。所以，档案身份对于城镇就业者的束缚已大大松解。
第四，取代传统的先天身份指标，人们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历、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自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文凭、学历就在社会地位的区分中起到愈来愈重要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中央在制定干部提升的标准上也强调学历的重要性，没有高等学历的一般都得不到提升。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正式恢复了学位制度，建立了学士、硕士、博士等一系列学位体制，90年代以来又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技术证书制度，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证书等等。中国进入WTO 以后，预计与国际接轨的技术证书将愈来愈成为社会地位区分的基本依据。
第五，产权的“排它”作用将更为突出。如前所述，从本质上看，中国严格户籍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因为阶级体系和所有权体制被打碎了，户籍等制度成为取代阶级和所有权而维持社会秩序、资源分配秩序的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社会的财产集中化程度有所降低，民间财产的数量有明显增长。90年代以来，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以及多种所有权成分的各种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民间拥有财产的数量和形式均有了飞速发展，比如，住房体制改革以后，私人拥有住房的现象已经变得极为普遍。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表明，中国居民存款的年终余额已经达到8万亿的水平。所以，显然，财产所有权制度地位正在逐渐上升，并有可能成为新的维持秩序的首要制度。
从世界各国结构变迁的基本规律看，在身份分层解体，向经济分层演进的初期往往是社会矛盾激化的时期。我们遇到的尴尬处境在于，当我国打碎了阶级体系的时期，明明社会上已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了，但是我们却在社会政策上大搞所谓“阶级斗争”。当我国从身份分层向经济分层演变的时期，我国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一时期却又是矛盾最易激化的时期。这就是中国在社会分层方面遇到的最大难题。
当然，身份制度毕竟在我国奉行了几十年，其变迁也会遇到重重阻碍。在世纪之交，身份制的变迁也触发和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目前，比较突出的是作为“社会惯性”运行的户籍体制与新的社会群体关系之间的矛盾。其表现突出反映为三个方面。
改革以后，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从改革前的2.8倍降到2.2至2.3倍。但是，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就已有复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2.8至3.0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3.3至3.4倍，到了90年代末、新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3.5倍的水平。造成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当其冲的原因还是僵化的户籍体制，即由于农民虽然可以外出，但不能实现永久迁移，在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下，资本大量朝向利润率高的城市地区集中，农村日趋凋敝，而农村的永久居民——农民当然成为利益受损者。
笔者以为，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变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即我们不得不对于城乡居民的身份关系作出较大调整。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化问题，但是，他们由于没有作为“社会惯性”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即当工业化实现时，城市化也在全国普及。而我国近20年来工业化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与主体社会运行脱钩的、被滞留于农村的巨大的农民群体。此外，多数发达国家曾经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转化，而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速度快、运作较急，所以，遇到的城乡转化的矛盾就更为突出。
第二，城市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中上层提出了明确的权利要求。近来，流动人口中的白领层要求取消就业中的户籍限制的呼声甚高，流动人口中的企业主要求给予企业经营所在城市的正式户籍等等。在此种呼声之下，政府管理部门也作出反应，公安部提出，允许各地根据当地情况进行户籍改革实验，实验的基本原则是：当地需要，当地受益，当地负担，当地有效。例如，上海、广州推出“蓝印户口制度”，外来人口取得当地蓝印户籍后，符合在该地生活、工作一定期限就可以申请该市常住户籍。北京市人事部门也对于流入人才的户籍管理做出了比以前更为宽松的调整。石家庄、宁波等城市甚至更推出全面放开准入标准的户籍改革。
第三，残存的户籍身份利益所引发的矛盾有所激化。与20年前相比，今日中国户籍身份的利益范围已经大大收缩了，当然，也还有一些残存的领域。最为突出的就是各地区不一致的高考分数线年，这方面的利益冲突显得尤为激烈。在春季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高考分数线的户籍差异问题已经作为两会提案正式登场。在讨论中，不少人指出，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各地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一些省份比另一些省份分数线分以上。一些人抨击高考录取中的“户籍优越”、“户籍特权”，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不公平就是高考分数线的户籍特权和户籍歧视。他们主张全国型大学的录取应采取“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主张给予不同户籍的人以一律平等的录取权利。笔者以为，此种讨论会成为身份分层进一步解体的催化剂。
2001年的一些民意测验显示，贫富差距问题仍然是多数群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笔者做过比较多的量化分析，设计、组织过多次调研，也经常收集这方面的数据。如果非常概括地评价一下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那就是，我国经济差距上升的速度过快了一些。二十年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富差距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特别是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趋势。用国际上通用的基尼系数的测量方法，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46至0.47之间，不同的调研数据测算略有一些差异，高的有超过0.5的，低的为0.43左右，总之，这些数据都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这样，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贫富差距在这样短的时期内迅速拉开，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我们知道，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尤其是中国社会，历史上就有“均贫富”的传统，所以，财富分配的不均等与社会不稳定是一对孪生姐妹。在这里，应着重考虑居民对于收入差距的承受力问题。虽然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还不算是过高的，例如非洲、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基尼系数高达0.5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0.6，但是要注意到，不同的民族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是不一样的。像上述的这些高基尼系数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模式等原因，居民可以承受巨大的贫富差距的压力。然而就中国的状况而言，老百姓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力，目前还难以判断。一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历史上中华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就一直很强。因此，目前的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很大的压力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与改革前相比，老百姓承受压力的能力大大增强，对于贫富差距显示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
当然，今后十几年，如果我国的收入差距仍然以上述的高速度发展下去的话，笔者以为，那将会超过我国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承受力、将会引发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
总之，上述的事实证明，在现阶段，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全消除财富分配的不均等现象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实现社会稳定呢？
社会学认为，上升流动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推进社会中的上升流动。改革20年来，我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上升，这就是最好的上升流动。所以，一方面，虽然人们的经济差距拉大了，但是，另一方面，多数人的生活都有了改善，这就会抵消因差距拉大而造成的不满。笔者曾经与美国UCLA的D.Treiman教授进行数据上的对比，我们在中国大陆和东欧地区询问了同样的问题，即问与十年前的生活相比，您认为您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结果，中国的数据显示，86.1%的城乡居民认为，生活水平上升了。然而，对于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的调研证明，平均59.0%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下降了。经济生活水平的上升，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当然，这也对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任务，即我们一定要保持住相当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只要“蛋糕”做得足够大，使得多数人都能够从中获得一定的利益，社会也就会相对稳定。
除了经济水平的上升以外，上升流动也还有多种途径。比如，因产业升级而实现的上升流动，在这方面，中国目前有很好的契机。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产业演进的基本规律是从初级产业向高级产业演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演进。产业演进的结果使得职业结构变迁。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业劳动者，蓝领劳动者转变为白领劳动者。我国目前正处在上述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演进的关键时刻，城乡居民会因为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而实现地位的上升，而且，此种变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职业地位的上升，会增加该上升群体的社会认同感。所以，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是一种社会稳定的良药，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安全阀（political safety-valve）之一。
当然，社会地位的上升可以体现为诸多方面，决不仅仅是只有经济一个方面。例如，政治地位的上升也是一种有利于稳定的渠道。比如，我们常常进行的评选“五好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先进党员、团员等等。社会学研究证明，政治地位的上升会伴随着人们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参见下文关于政治分层问题的讨论）
与之相对应，社会学的研究也证明，社会地位的下降往往造成该群体对社会主导制度的疏离和不满。所以，在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上，我们应多多关注地位下降的群体。比如，下岗职工、因天灾人祸而陷入生活困境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农民等等。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措施，尽量缓冲地位下降的不利后果。
正如上文所述，改革二十余年来，我国居民的财产收入的差距明显扩大了。然而，为什么如上文所说的，老百姓对于贫富差距也表现出了相当高的容忍度呢？为了解释此种现象，笔者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观点。
笔者以为，中国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区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那时社会上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歧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程度却大大上升。因此，中国改革以来，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并不简单地就是差距迅速拉大的过程。而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
所以，应该分清改革以前和以后社会分层内容的重大区别，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分层十分明显，政治不平等和政治歧视均比较严重。在市场引入以后，政治差别缩小了，但人们之间经济上的差别明显扩大，因此，取代政治不平等的是经济不平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分层差别一直就比较大，无论它体现为政治的不平等还是经济的不平等。
由此，笔者曾经提出，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深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只不过是它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分层本质上是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当资源十分有限时，人群之间的关系必然十分紧张，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就必然较高，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大。这种较大的差距既可以表现为经济方面的较大差距，也可以表现为政治方面的较大差距。从这一视角看，改革以来的社会关系并不是更紧张，而是有所宽松。改革二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不慢的，社会物质资源总量在迅速增长。因此，仅从有限资源会导致人群之间的紧张关系看，造成人群紧张关系的因素已有所减少。从实际生活看，社会各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有所缓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政治分层方面。因此，仅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就论证中国社会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这有明显的缺陷。今日中国毕竟已消除了那种大规模的、具有明显政治歧视的政治分层现象，这对于缓和群体冲突、整和群体利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全面地评价社会不平等的状况，还是应该承认，不平等也有下降的这个方面。
理解政治分层的意义和补偿作用，不仅可以解释居民对于贫富差距的容忍度，而且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手段，调整社会地位，缓和社会矛盾。
当我们比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人群的利益关系时，会发现，社会上的两个重要群体的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变迁。笔者所说的两个重要的群体就是“社会中心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
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群体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笔者称之为“中心群体”（或“核心群体”），处在外围的同心圆笔者称之为“边缘群体”。例如，中国高级干部是典型的核心群体，而农民则是典型的边缘群体。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资源的垄断与集中化程度相当高，由于社会资源常常是由中央统一调配的，因此，越是接近于中心的群体，就越容易获得资源。比如，政府管理者、重要的专业技术群体等，他们与中心区域接近，因此更容易获取资源。同样，如果用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比较，城市居民更接近于中心，城里人所获资源显然高于农村人。如果用大城市与小城镇比较，大城市更接近于中心，大城市居民所获得的资源大大高于小城镇居民。如果用级别高的大单位与级别低的小单位比，级别高的大单位更接近于中心，小单位则更接近于边缘。总之，中心和边缘是个相对概念，对比任何两个阶层，都可以发现，哪一个更接近与中心区域，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
笔者曾提出，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变的过程中，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明显地分成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大批的体力劳动者迅速地参与到了市场经济中来，而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却并不明显。体力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后，立即从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利益，这一点比较充分地体现在改革初期农民收入的大幅度上升和工人奖金的大幅度提高上。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以及脑力劳动者聚集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还远远没有进入市场经济，因而脑力劳动者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的利益也就很少。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在获利上的这一多一少，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脑体倒挂。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处在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上，一方面从理性上和理论上他们是支持改革的，但另一方面从经济利益上看，他们却并没有从市场经济的改革中获得较多的利益，如果与在这一阶段获利较多的体力劳动者比，甚至有被相对剥夺的感觉。因此，如果从本节所阐述的劳动者参与市场经济两阶段的理论看，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这一阶段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很大的不满，在这种不满情绪的背后确实有着很强的经济动因。相反体力劳动者对于这一阶段的改革却持基本的满意态度，这显然也是经济利益使然。
在第二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农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业等的范围，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科研、教育、文化、卫生等也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科研机构由过去的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转轨为自己拉项目、自负盈亏的企业经营单位，教育由过去的全额国家负担转轨为普遍收费制度，文化单位迅速地走上了商业经营道路，医院在市场经济中也大大地提高了收费标准。上述变迁使知识分子群体在收入分配中明显受益，而体力劳动者在这种竞争中却处于明显的劣势。再加上近年来国营企业亏损、停产、半停产的比例愈来愈高，企业中技术人才已大量流失，剩下来的已大多是技术水平不高的体力劳动工人，这些人的收入水平已成为工薪层的底层。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情况也因此而更为突出。这种状况从本质上看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作为上述经济利益调整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明显感到在这一阶段，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已大大平息，而与此相对应，工人、农民中的不满情绪却有很大上升。因此，在目前这一阶段，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焦点是集中在工人和农民身上，特别是集中在那些停产、半停产企业的工人和生活水平有所下降的农民身上。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