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增加859万；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增加827万。
2019年伊始，中国邮政发行《己亥年》特种邮票“五福齐聚”，两只大猪和三只小猪同时出镜，其乐融融。
过去的一年，“老龄化社会”的前景前所未有地抓住了公共舆论的注意力；2018年，也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三年，曾经预测的新生儿呈井喷式上涨的现象并未如期而至。
自19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逐渐步入老年，过去大家族式的养老模式已不复存在，核心家庭（一对夫妇）照顾四位老人的模式逐渐成为主流。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况，当下的中年人压力巨大。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让一些晚辈不仅难以照顾长辈，甚至需要长辈们倒贴援助，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疾就有可能令整个家庭堕入深渊。
国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当时的人口学家预测，“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但是，事实上，中国在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且来势凶猛。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面对，老龄化已经全面进入中国。2018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提到，中国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你想想那是什么情景，在街上三个人中间就有一个老人在拄拐杖行走。”选择如何老去，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拷问。
2019年伊始，一部《啥是佩奇》的短片刷屏了。片子很短，再次提醒在外工作的人“常回家看看“，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中国一个庞大的群体——老人。
印象最深的一个情景是：老爷爷几乎跑遍了整个村子，却没有一个年轻人，假如村里有一个年轻人，老爷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吧。
从很大程度上说，“少子化”和“老龄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种种迹象表明，生育政策的落地情况难言乐观。中国从2011年放开双独二胎政策，逐步过渡到单独二孩政策，继而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国家卫计委认为2018年将是生育高峰，对2017年和2018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分别为2023万和2082万。然而，实际情况是，2017年出生人口仅为1723万，比卫健委的最低预测少300万。最新统计数据，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预测数少559万。
数据显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出生人口的萎缩和社会生育意愿的下降比专家预测得更加迅猛，这引起了许多担忧。
但生育意愿靠宣传能提高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高昂的房价、高昂的教育成本、稀缺的看护资源和医疗资源都在严重掣肘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一个月的薪水负担不起孩子暑期课外班的学费”之类的故事在社交网络上触动人们的内心，令一些年轻人对生娃“望而却步”。
如果说“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情，也是国家大事”，那么，其真实含义应该是：生娃不是家庭单凭自己能够承担的责任，也需要国家给予政策倾斜，对家庭进行个税减免甚至生育补贴，并增加社会育儿资源的供给，提高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健全社会福利保障。
与此同时，养老等公共资源匮乏的现实迫使家庭承担起更多赡养老人的责任。截至2018年12月，多个省份已通过地方立法建立了独生子女护理假制度，制度的落地情况仍然有待观察。
按照国际惯例，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即为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但同时引发了老年人如何妥善被赡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我国劳动人口年龄为16~45/50/55/60/65岁，50%的劳动年龄人口提前退休，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不足70%，大量非正规就业难以治理，这是中国社会保险费率过高、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出现当期缺口的主要原因。
发达国家在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时，纷纷根据养老金精算平衡模式设定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法定年龄，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个人选择领取养老金的时点，并建立了“提前领取逐减、推迟领取逐增”的激励机制。以加拿大为例，领取待遇确定养老金的法定年龄为65岁，允许60岁开始领取，每提前1年的扣减额为7.2%，这决定她 / 他的养老金永远减少7.2%；每延迟一年的增加额为8.4%；将何时领取养老金的决定权交给受益人自己，大大减少了这项改革的社会成本。
应对老龄化问题，全球范围内政府通行的原则无外乎开源（提高劳动人口数量）和节流（降低养老费用公共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