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绥:农民有社会养老保险解决吃饭问题更需要照护失能失智的人

2020-06-05 10:27

  近日,有提案称,中国应推行农村退休制度,让65岁以上的农民也能够老有所养。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医院管理研究院杨燕绥教授表示,这个概念并不准确。

  她指出,现在中国农村所有男女居民均从60岁开始按月领取养老金,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到65岁需要很长的过渡期。

  “这个愿望是好的,但两点都是不成立。我们需要把现有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做好,如搞好投资运营鼓励农村居民多存养老金,建立待遇调整机制等。”杨燕绥坦言。

  杨燕绥表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是第一支柱,即吃饭钱。目前政府每月补贴80元,发达地区补贴更多,加上个人账户储存额,每月平均120元左右,一年约1500元。“加上农村居民有自己的生产用地和宅基地,搞些庭院经济,可以解决农村老年居民吃饭问题。”

  “但是农民养老不仅仅要吃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他们出现失能、失智,需要照料。”杨燕绥指出,我们国家现在平均寿命是77.8岁,一旦国民平均寿命超过80岁,全国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将会近亿人,大量是农村老年居民。”

  她表示,政府在2013年提出了医养结合的建议。“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有一些制度的优越性,比如我们的土地公有制,政府划拨土地会使养老建设成本下降。”

  杨燕绥指出,在城市中,当前每个社区划出千分之一的土地做养老服务,但是农村却没有规定。在土地流转和农民宅基地集中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养老用地留出来。”

  杨燕绥建议,农村养老要因地制宜,鼓励农村居民创业。“这点我觉得德国做得特别好,他们有50+行动计划,即50岁以上的女性照顾家中老人和邻里老人,由政府发很低的工资。我觉得要中国农村也要发动这个计划,带动农村妇女创业,使进城务工的大龄人员愿意回去创业。”

  杨燕绥表示,可以把老年人购买力分成五大类,对于需求不同的群体,采取不同的养老模式。像第一类三无老人,养老费用肯定全部来自政府出钱,所以相关服务也都是最低成本的。而高净值老人,则一般住在纯商业的高档养老机构中。

  “对于低收入的老人、中等收入老人和高收入老人,我们可以采用PPP模式。即政府给地、盖房,出重资产。民营机构做好轻资产运营和管理服务,然后收取服务费。”杨燕绥说。

  搜狐智库:近日,有提案称,中国应推行农村退休制度,让65岁以上的农民也能够老有所养。您对此怎么看?

  杨燕绥:现在中国所有的农村居民从60岁开始领取养老金。我们需要明确这个建议里的几个问题。第一,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退休年龄要根据你自己的能力而决定。现在西方国家不再讲什么退休,只讲一个领取养老金的标准年龄,你觉得身体还好你就继续干,反正领得晚得的多。身体不好的可以早领取,养老金要被扣减的。而农民是自雇人,其劳动能力因人而异,不好界定。

  第二,目前农村居民60岁领取的养老金每月120元左右,还是以政府补贴为多,从过去每月补贴50元现在到80元,经济发展地区更高。然后是个人储蓄,政府还会补贴一部分利息。现在需要搞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鼓励农村居民多存一点,以后可以多领一些。

  中国在2005年就开始建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而且现在还是城乡居民整合形式,不要单独弄成农民居民养老保险。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需要很长过渡期。所以我觉得他这两点愿望是好的,但两点都是不成立的。我们需要把现有的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做好,同时,因地制宜的发展农村老年居民的失能和失智照护计划。

  杨燕绥:养老金的概念是多元的,有三大支柱,政府管的是第一支柱。第一支柱的功能是吃饭。城市居民吃饭的成本要比农村居民高得多,农村居民有自己的生产用地和宅基地。目前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每月支付120元,政府补贴80元,发达地区更高,其余来自个人账户储存额,一年1500多块钱。

  但是农民养老不仅仅是吃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他出现失能、失智,需要照料的时候该如何处理。过去农村的家庭都比较大,三代家庭互相照料,现在我们国家一个是城镇化率高了,还有40%是农村居民。再一个,二代农民,现在其实他们大量都是在进城务工,或者上学,所以农村的家庭也变了。现在城市一解决农民工上学,其实好多孙子也不在农村了,这样看农村真的老化了,就剩下老人自己在家了。

  失能是指无疾而终,年龄大了,慢慢有些功能就不行了。失智是指的主要是阿尔茨海默症,出现老年痴呆,还有老年人毕竟慢性病比较多,慢性病期也比较长,还有很多伴随症,他需要有人照料。

  从国际上看,像英国、德国、日本等先老化的国家,他们一开始都是政府拿钱盖很多养老院的,让老人去养老院。因为他们城镇化率高了,农村居民也就占总人口3%,所以他们大量使用政府税收,然后去办养老院。不管你是农民还是工人,老了就去政府养老院。

  但是这个事情在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都打住了,为什么?它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年轻人少了,没有人交税。政府到处办养老院,钱从哪里来?财务风险越来越大。第二,发现如果这样做,可能出现代际文化断裂。他们发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很忽略,因为他就觉得反正我老了也不靠你。年轻人就更不像话了,离开家以后就像没有家一样。他觉得父母老了,以后归国家管,他理所当然就不管了。国家就发现这种断裂造成社会上大家都不负责任了。所以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就都打住了,政府不再大量的办养老院,鼓励居家养老,对于失智失能的老人办护理院。

  我这里想说的问题是,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居民,失智老人护理风险越来越大。我在深圳用三年医保数据进行研究,看到失能照料的人工成本不是特别高,但是失智老人的照护成本极高,伴随时间相对长。

  杨燕绥:2013年到现在应该六年了,中国发展是飞快的,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整体的安排。其实中国有一些制度的优越性,这个很重要,比如土地公有。其实办这种养老,第一个成本就是土地公有使成本下降,这是美国、德国和日本做不到的。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发挥我们的制度优越性,划出来养老土地。

  城市现在已经做到了,每个社区划出千分之一的土地做养老服务。但是农村怎么办呢?所以在土地流转和农民宅基地集中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养老用地留出来。

  第二个问题就是房产设施。不管是一个照护机构还是医疗机构,养老总得有房产和设施。房屋设施现在特别强调适老化建筑,就是适合老人住的养老院,还有强调也叫虚拟养老,就是网络平台。像紧急呼叫器和房产设施是要连在一起的,仅有一座空房子是不够的。

  第三项就是服务,这个服务其实里头有三大类。一类是生活照料,这是最低的。第二类就是失能的照料。第三类是失智。我们国家现在平均寿命是77.8岁,一旦国民平均寿命超过80岁,阿尔茨海默症的爆发比例全国将会上亿。

  这三大类怎么办?最近人社部出了三个新的职称系列,健康管理师、家庭医生助理、医疗社工。但是这些服务的背后,还需要有医疗联盟。当地得有专科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对病例进行指导。

  针对土地和环境、房产和设施、各类服务,谁出钱?我们可以把消费者分五大类,第一是三无老人,肯定政府出钱了,所以他相关服务也都是最低成本的。第二是低收入的老人,他们至少有一份养老金收入,吃饭没问题。生病只需要承担社保不报销的一部分。第三是中等收入老人,都有养老金,自己还有房产。第四是高收入老人,如高级公务员、教授、医生,自己没什么太大问题。第五是高净值老人,有足够的钱养老,可以住进泰康之家。所以,我们把老年人购买力分成五大类,需求群体从政府到市场,要有一个区分度,才能把这个事情真正做起来。

  去除第一类和第五类,第二类、第三类和第四类需要PPP。就是政府给地、盖房,叫重资产。然后民营机构经营轻资产,做好管理和服务。

  养老模式无非就两种,一种居家,一种机构。居家随着年龄大了以后,很多事自己做不了了,孩子也帮不了,这时就需要社区服务。

  城市养老我们已经发展很快了,但是农村,划了地谁盖房,谁提供服务?所以可能在农村先解决地,接着解决房。我觉得这里可能首先要因地制宜,鼓励农村居民创业。这点我觉得德国做得特别好,他们有50+行动计划。如果你家庭有老人,回家照顾老人政府是给工资的30%,要照顾1个老人就再加10%,最多可以照顾10个老人,等于拿了工资的120%。这样慢慢的培养了小型护理院的院长。

  所以,我觉得要中国农村也要发动50+行动计划,政府给些工资补贴,带动农村妇女创业,鼓励在城市打工的大龄人员愿意回去创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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