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关于英文单词“knife”（刀，匕首）的词条，摘自《英汉上海方言词典》（第二版），为上海基督教方言协会编写，原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1913年再版，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是绝版孤本。
由这一词条便能窥见一百多年来上海方言的传承与演变。比如说，在现在的上海方言及普通话里，“paper knife”仍然被译作“裁纸刀”，“pocket knife”在现代上海方言里，已不再对应翻译为“洋刀”，而采用如“折叠刀，小刀”之类的译法。
201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亚军就《汉日大词典》项目与修刚会面时，听闻两部词典的发现经过后，认为其文化价值及学术史价值不容小觑，立刻表达收集整理及出版意向。朱亚军将两部词典全书复印后，征询了著名汉语方言学家钱乃荣教授的意见。钱乃荣认为这是国内仅存的记录沪、粤两地方言百年前风貌的“活化石”。
为此，上海译文出版社辞书编纂团队主持专家团队历经三年，搜集了存放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这两部1901年版孤本《英汉上海方言词典》、1909年版《法粤字典》孤本，以及散落于天津外国语大学、香港大学、美国乔治敦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纽约公共图书馆的1909年版《法粤字典》其余善本，参考了民国初年的再版通行本，重排重印了《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和《晚清民初粤语法汉词典》。
此次再版的两部词典，《晚清民初沪语英汉词典》共收录词目约15000条，涉及当时的社会生活、风俗、文化、科技、生产活动等各个方面的词汇，并采用罗马字母制定了沪语拼音方案。《晚清民初粤语法汉词典》收录了丰富的广东方言口语词汇和常用表达，用与法语发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母制定了粤语拼音方案，真实记录了当时的粤语词句、语音语调，同样具有颇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此外，作者还在前言处做了详尽的粤语语音和语法说明。
钱乃荣教授长期致力于吴语（上海话）研究和方言保护，曾开发“上海话输入法”。他在两书总序里写道：“两部词典作为见证近代中国沪、粤两地方言在西方语境影响下流变的活化石，通过语言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让我们得以窥见近代以来沪、粤两地政治历史、社会文化之递嬗，为沪粤语方言的历史性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综合研究，乃至晚清民初整个中国社会生态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
钱乃荣在总序里举例上海话里的是非问句，上海话从松江话沿用下来的土话通用语法形式是“V va”（如在书中的“The Merchant”一节中有这样的句子：“今朝侬有啥事体否？”“侬要卖脱否？”），后受随苏州话、宝山话而来的“阿V”形式影响，在1916年版始增补的乘火车和电车时用的新句子中，就增有“夜班车阿有睏车个？”这样的说法，而且还产生了一种两者叠加的交杂新用法“阿V…va”，如：“拉火车里阿有得吃否？”
钱乃荣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上海方言至少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上海话是松江方言在黄浦江两岸的一个分支。长期以来，府城松江方言一直是上海人心目中的权威方言，在开埠前，上海方言和松江方言十分相像，可统称为松江方言大区。在开埠后，城区里的上海话随上海的都市化发生巨大变化，自1910年代上海成为全国金融、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方言也成为江南和全国语言发展的龙头，层出不穷的新词经上海话汇入普通话的洪流里，比如马路、汽车、课程（源自英文单词course）等。
钱乃荣介绍，据至今为止搜集到的资料来看，100多年里传教士在上海连续出版了50多部上海方言著作，使用这些著作中所记语料，经条分缕析，正好可以整理出上海方言变化最快一段时期（开埠后向大都市转变时期）的语音、词汇、语法的真实发展历史。这些资料佐证了上海城区方言虽然已经与被称之为“本地话”的郊区方言在语音、语调等方面差异明显，但上海方言仍然是以松江方言为基础的，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杂糅了宁波话、苏州话等地方言形成的‘新语言’”，钱乃荣说，各地移民对于上海话的贡献，是激荡出各种各样的新词汇，因为当时许多新事物都是最先在上海出现的。
据悉，上海译文出版社计划于近期启动“上海方言英法日三语实录典藏”项目，今后将继续与天津外国语大学等知名高校合作，深入征集、整理和出版中华语言文化、方言文化中的民族瑰宝，将更多弥足珍贵的绝世孤本得以呈现和普及，并以此激发更多的有识之士、有志之人加入到挖掘并保存民族语言文化瑰宝、培育世界语言文化共同体的队伍中。
“上海方言英法日三语实录典藏”项目将分三期进行，第一期书单如下：《上海方言习语集（英语）》（底本为1862年，麦高温编）；《上海方言习语集（英语）》（底本为1868年，艾约瑟编）；《汉英上海方言字典》（底本为1900年，Davis, D.H. & Silsby, J.A.编）；《上海话课本（英语）》（底本为1913年，卜舫济编）；《上海话课本（中级）（法语）》（底本为1939年，蒲君南、布尔奇瓦编）；《上海方言语法（法语）》（底本为1941年，蒲君南、布尔奇瓦编）；《上海话商务用语（日语）》（底本为1924年，御幡雅文编）；《汉日上海方言会线年，丁卓编）。
该项目系列丛书见证了近代上海方言在西方语境影响下的流变。从语言类型学角度来说，两本日文的书籍可以作为西方传教士书籍的重要补充，比如上海话语序里“SOV”向“SVO”的转变。因为与英语、法语的“SVO”（主谓宾）结构不同，老上海话的语序是“SOV”（主宾谓），这点与日语相似，比如上海话讲“我夜饭吃过了”而不是普通话里的“我吃过晚饭了”。此外，通过语言这一重要的文化载体，还能让现代人得以窥见近代以来上海历史、社会文化的递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