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法国女作家贝诺尔特·克鲁尔在她的小说《心航》中讲述的并不是一个“绝美的爱情故事”,而是一个有关女人的身体和欲望的故事正像她本人就小说的故事情节所坦陈的那样:“正是由于沉湎于性爱之罪,我的男女主人公才互相吸引;正是为了性爱,他们才不远万里追逐着彼此的身影;正是因为性爱,他们才始终无法摆脱对方,尽管阻隔在他们之间的是整个世界。”而她在自己的小说中所做的,只是竭尽所能地“捕捉到男人和女人的大腿之间若隐若现的希望之光并将那个自古以来便发生在同性或异性之间,发生在可怜兮兮的或令人惊叹的性器官之间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塑造成令人神往的奇迹”。
我之所以首先将爱情故事与有关女人的身体和欲望的故事区别开来,是因为讲述一个单纯、浪漫的爱情故事,显然并非贝诺尔特·克鲁尔的写作初衷,而讲述女人的身体和欲望的故事,才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借以宣扬个人自由与自我解放的主题所在,二者的内涵有着绝大的差异,所以根本不容将它们混为一谈。两个来自不同的阶层、且地位与身份都有着绝大悬殊的男女,却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爱恋之中——其中女方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巴黎知识分子,而男方则是一位粗犷的布列塔尼渔民。他们从眉目传情发展到忘情相拥,从“一夜情”发展到海角天涯的幽会,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在牵引着他们走向对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在如此牢固地维系着他们的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情?作为一位对男女关系的现状深感失望的女性知识分子,贝诺尔特·克鲁尔笔下的乔治从年轻时代起就具有一种离经叛道的性格和一种浪漫不羁的气质。她不甘于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对加入逆来顺受的所谓“妻佣大军”更是嗤之以鼻;她经济独立、事业有成,主动追求自己的人生权利、充分享受一个女人能够得到的所有快乐。与乔治相比,小说的男主人公高文则是一位四肢发达、头脑却相对简单的渔民,用乔治的话说,“他的生活建立在一成不变的观念之上,在他的宇宙里,一切人和事总是严格地分门别类,并且一旦归类,便永远不会变动。”一个是终日在拖网渔船的甲板上辛苦劳作的男人,一个是在笛卡儿阶梯教室里学习历史与古典文学专业的女人,他们看似格格不入,却又的确将他们之间的婚外恋情维持了数十年之久,而吸引他们远涉重洋去赶赴幽会的,只是一场又一场让他们销魂、沉迷的性爱盛宴。
如果说乔治与高文之间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婚外恋情是出自真挚的爱情,就连乔治本人似乎也并不相信,她一方面对高文强壮、性感的身体赞叹有加,另一方面却也毫不掩饰地对高文的头脑简单与审美粗俗充满不屑。乔治承认她与高文之间之所以能够保持“如此不合时宜、如此荒谬的感情”,只是因为彼此的身体认出了对方,这种感情能够满足他们一时的欢愉,却远不足以担起一生的承诺。面对性爱,乔治有着火一般的激情;面对现实,她也足够理智。以乔治的阶级优越感,她其实根本不可能屈身下嫁给身为渔民的高文,但与之同时,她也并不愿意放弃尽情放纵自己身体的机会。在乔治看来,生命所能够给予人类的美好瞬间本来就已经太少太少了,所以她无法宽恕那些抗拒包括性爱在内的所有美好事物的蠢事。乔治对待人生的态度就是游刃有余地生活在当下,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至不惜去追求一种“颇有罪恶感的愉悦体验”。遗憾的是,乔治在巴黎交往的那些苍白秀气的书生们只能满足她精神上的需要,却无法为她带来那种激情洋溢的身体快感,相比之下,高文虽然粗俗、没有审美趣味,但他的身体却释放着难以抗拒的魅力,足以点燃起她内心灼热的渴望。既然精神的需求与身体的欲望无法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那么,并不想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任何遗憾的乔治,也就只能一手抓精神需求,一手抓身体欲望——用她本人的话说就是“既可以是知识分子,但同时又不会放弃爱情,也不会放弃我作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神圣义务。”于是,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的前提下,乔治则不时为自己的生活“适当地找点乐子”,或者常常“给自己一份礼物,一件不在计划中的玩意儿”,而她与高文之间的婚外情,实际上正是乔治送给自己人生的一份值得惊喜的礼物,一件不在计划中的玩意儿!
但是,乔治与高文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都有各自的生活圈子、都有各自的家庭,世俗传统的力量也无不在他们的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他们想在婚外情中真正做到心无旁骛又谈何容易。所以,他们虽然贪恋对方的身体,却常常徘徊在灵肉两界的撕扯之中而饱受心灵挣扎的煎熬,他们也只能将彼此之间的幽会安排在远离各自生活圈子的异国他乡,因为遥远的距离能够让他们之间的故事显得不真实,“而不真实或许正是这个故事能够延续下去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在那些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们才能够顺利摆脱原来的角色,进而成功进入另一个角色;他们才能够扒下阶级的差异与身份的外衣,一任“欲望在欢愉中熔化,欢愉又催生出新的欲望”,一任身体的快意让他们沉醉、生命的脉动将他们吞没——勿需任何理由,勿需任何借口,他们才真正还原为以单纯的性爱为目的的、赤裸相对的男人和女人。当短暂的交欢时光结束时,他们将洗心革面、整理好着装,在穿上衣服的同时,他们也重新找回各自的身份、习惯和规约,让一切、尤其是性欲一一归位,返回各自的世界,继续过去的生活,去充当丈夫眼中的好妻子和妻子眼中的好丈夫角色,去充当一个“可以直视孩子们的正派人”。对于身为知识分子的乔治来说,这样的生活“与其说所是折磨,不如说是享受”,她无怨无悔地品茗着这种离经叛道的快意滋味,并将其视为自己“生活下去的额外理由”;对于身为渔民的高文来说,他对乔治的感情是一种“泥足深陷饱受煎熬的爱情”,这种生活时时充满了罪恶感与负疚感,一边是羞愧难当,一边是心痒难耐,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以一种飞蛾扑火的精神去拥抱这份感情,并将其视为自己一生的珍藏。
在当代法国文坛,贝诺尔特·克鲁尔被媒体称作女权主义作家,而她的享誉文坛的小说《心航》,则毋宁说是一位女权主义作家的心灵秘史。显而易见,贝诺尔特·克鲁尔之所以会以小说的方式讲述“这个开始于青春肌肤的躁动却最终直抵内心深处的故事”,并为之设计出一个纯粹的性爱乌托邦,绝非只是为了故事而故事,她其实是借一个极富香艳色彩的性爱故事来宣扬自己的人生理念,阐释女人生理欲望的合理性,并以之与男性历来所独享的性爱特权分庭抗礼。贝诺尔特·克鲁尔认为,既然男人的生活可以偏离轨道,女人的生活也就同样可以偏离轨道,这不是一个是否符合社会道德的问题,而是用以衡量女性自由与男女平等的标尺。她为小说主人公的婚外情寻找了一个超乎性爱之上的理由,即“大自然的旨意”,公言“有时必须懂得对别人不忠才能保证对自己的忠诚”,且理直气壮地宣称“真诚的激情是无可替代的”、“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女性,鱼与熊掌,都不能少。”甚而将这种与世俗道德明显相悖的观点命名为她个人的人道主义。无可否认,在贝诺尔特·克鲁尔的女权主义宣言中固然不乏虚张声势的成分,她有时也的确只有把身体的欲望披上爱情的外衣才能够感到心安理得、找到内心的平衡,但在我们早已默认了男人以偷情猎艳为其性爱特权的现实世界中,贝诺尔特·克鲁尔的小说即便不能完全颠覆男人的性爱特权,至少在文学的世界中,她仍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回敬了男人至尊的特权、找回了女人失落的性爱天堂。
诚然,读贝诺尔特·克鲁尔的小说,真正打动人心的并不是那些惊世骇俗、甚或不登大雅之堂的性爱描写,而是作者本人对自己内心真相的最直接、最大胆的披露。贝诺尔特·克鲁尔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内心深处沉睡着许多个陌生的自己,而其中的一大部分却永远不会醒来。”而她写作《心航》的目的,即志在唤醒那些尚在沉睡中的自己、唤醒每个女人内心都切实存在的那个“真我”。
《心航》(法)贝诺尔特·克鲁尔 著,严璐 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定价:2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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