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圣诞节假期，一本看上去似乎并不怎么起眼的书在柏林出版了，书的名字叫“儿童和家庭童话集”。该书出版后，市场反应平淡，甚至还招致了一些严厉的批评，说它既想讨好学者，又想讨好儿童，结果是两头落空，并且语言粗俗肮脏、故事短小无趣。然而作者几经修订之后，这本书却成了世界上流传最为广泛的书籍之一，甚至有人认为其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圣经。这本书的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便是“格林童话”。或许与作为文学童话代表的安徒生童话比起来，格林童话总显得有那么一些生硬、古板，一如德国人那严肃的性格。然而，当我们回顾格林童线年的历史，或许会惊讶地发现，围绕着格林童话所发生的一切，竟会是那样复杂多变，宛如万花筒般折射出了数不尽的七彩镜像。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格林童话既非最早的童话故事集，也不是最晚的，仅在格林童话问世的前后几年间，德国就出版了好几本童线世纪，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的《鹅妈妈故事集》便已在法国上层社会间广为流传，并且直至今日也仍是西方儿童床边必备的经典故事书。
熟悉童话发展史的人都知道，童话故事（fairy tale）虽然有其民间口传起源，但作为一种文体或文类被承认，却是得益于17、18世纪法国上流社会的社交需要。童话故事起初并不面向儿童，而是成人的社交与娱乐工具。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启蒙主义的出现及向浪漫主义的转向，儿童与民间文艺便成了欧洲社会文化的新焦点，尤其在当时分裂严重的德国，民间文艺更是成为凝聚德意志日耳曼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象征。（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间口传传统正飞速地被资本主义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所摧毁。）很显然，时代在呼唤着一种适应这个新形势的文学样式，而格林童话正适逢其会。正如研究格林童话的权威学者汉茨·罗雷克所说，社会变革导致口传链的中断，特别是小家庭的形成导致“儿童房间”的出现，这是格林童话获得成功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虽然时代为民间童话的新转向准备好了充分的历史条件，但最终能抓住这个机遇却是格林兄弟不懈努力的结果。新的研究证实，格林童话并非纯粹的德国民间童话集，而是深受法国和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并且参考吸收了大量书面材料。据目前考证，格林童线%的内容来自于书面材料，只有大约60%的内容采自于口头。而那些给格林兄弟讲述故事的人，也并非纯粹的农民或底层小市民，他们绝大多数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这些人大都会法语，有法国血统或背景，是格林兄弟的邻居或其生活交际圈内的人。正因为格林兄弟采取了这种令后来的人类学者深为质疑的方法搜集材料，所以尽管格林童话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民间的口头传统，但当这些故事来到格林兄弟面前时，已然经过了多重的文化过滤和重组，具备了综合欧洲民间童话和创作童话双重传统的气质。
在初版遭遇市场和评论界的双重否定后，格林兄弟尤其是弟弟威廉·格林并没有气馁。他们在接受他人意见的基础上对童话集进行了大幅修订，删去了一些不合适的篇目，对一些故事进行了异文合并，并在基本忠实故事原貌和主要特征的前提下，作了不少修饰润色，以便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家庭的阅读需要。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是，虽然第二版格林童线年借鉴了畅销的英译选本，采用小开本、精选篇目、加配插图并降低售价的出版方式后，才真正在德国风靡起来。
此后，格林兄弟又不断地修订他们的童话集，“确保其具有流畅的转折点、合逻辑发展的情节和适度的角色刻画，以符合读者的期待，并且符合他们自己艺术性及学术研究的标准”（美国童话研究专家杰克·齐普斯语）。这一修订整整持续了45年，直到1859年弟弟威廉·格林逝世为止。正是在这锲而不舍的反复修订中，格林童话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了欧洲民间童话的集大成之作，对整个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神话”与反“神话”：改写重塑格林童线年，杰克·齐普斯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在其中运用罗兰·巴特的神话学理论，并结合自己的文化批评立场，令人印象深刻地论述了格林童话被“神话”化的社会机制，即通过复制/修订以及隐蔽/变形的方式，将自己“冻结”入某个意识形态的群落，从而使自己获得某种近乎神圣化的性质。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格林童话兴起于口头传统向书面阅读过渡的关键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使得格林童话的大规模复制和流传成为可能，这种复制尽可能地保持了故事原貌，从而形成了一种模式化、体制化的力量。
但仅此还无法确立格林童话的“神话”地位，按齐普斯的观点，它还必须将自己“‘冻结’入某个意识形态的群落”，成为该“意识形态群落”的一部分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这则有赖于隐蔽与修订机制。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其意识形态性表现得过于鲜明和露骨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巧妙地隐蔽起来，伪装成“自然的”内容，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格林童话恰恰具备了这样的特征：充满想象力和象征性的非现实要素，教育儿童的正当主题，以及隐蔽其中、无所不在的男性霸权主义……当新兴资产阶级在家庭中为孩子阅读格林版小红帽时，不仅迎合了他们教育孩子、使孩子远离危险这个需求，同时也在强化着一种成年男性的霸权主义，尽管他们或许并不自知。为了使这个目的更为隐蔽、更易被接受，格林版小红帽甚至还安排了猎人——一个成年男子拯救了本无逃生希望的佩罗版小红帽，并在最后让听话的小红帽顺利规避了危险，从而完美地证明了自己的正当性。
不过，成为一个“神话”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不受挑战。事实上恰恰相反，正因为被“神话”化，才更容易成为众人利用和挑战的对象。一种意识形态从来不乏挑战者，格林童话自诞生以来就不断遭遇各种改写和颠覆。尤其进入20世纪以后，以女性主义为突出代表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文艺理论，更是对格林童话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改写、化用及颠覆：像是“化身成了美国人”的七个小矮人和王子（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毫不犹豫地杀死野狼并披上狼皮披肩的小红帽（美国喜剧电影《小红帽与大野狼》），拯救王子的灰姑娘（美国纽伯瑞儿童奖银奖小说《魔法灰姑娘》）……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格林童话的面貌，使得格林童话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增添了一些更为多变和富于内涵的形象。事实上，很难说我们印象中的格林童话和一百多年前人们印象中的格林童话有多少相似之处，正是这种如丝网般纠缠在一起的互文性关系构成了格林童话的神话星座，并在其中酝酿着改变直至突破其藩篱的革新力量。
如果说齐普斯的理论是从社会文化角度解析格林童话的经典化乃至“神话”化的机制，那么，精神分析学派则是从人类自身内在需求的角度解析格林童话的神奇力量。在《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中，美国心理学家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民间童话那样使儿童也同样使成人感到满意并富有收获。他认为，一个好的故事应当承认儿童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困境，并引导他们化解这些问题，使他们的忧虑与志向相协调，像民间童话这样简洁且直截了当地陈述儿童所面临的心理困境，便是最为有效的形式。复杂的情节会把问题搞糟，而过于个性化的人物也会增加儿童将其与自身相联系的难度。更重要的是，童话的非现实性使其脱离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形成了一种意象比喻，从而能够以一种暗示的方式直接与儿童的无意识进行对话，协助儿童发现和整理自己的内心倾向与困境，发展和完善其人格。
在此基础上，心理分析学派批判了现代儿童文学对于许多必然会遭遇的人生困境——如死亡、性、苦痛等问题的回避，并利用精神分析学原型理论，从民间童话中提取出了许多与儿童生存发展密切相关、需要帮助他们去克服的心理困境。如美国学者雪登·凯许登（Sheldon Cashdan）就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形塑我们的性格》中，通过分析以格林童话为主的民间童话，提出了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必定会遭遇的七个主要难题，即所谓的“七宗罪”：以白雪公主为代表的虚荣、以亨舍尔和格莱特为代表的贪吃、以灰姑娘为代表的嫉妒、以放鹅姑娘为代表的欺骗、以莴苣姑娘为代表的色欲、以杰克和豌豆为代表的贪心、以匹诺曹及三个纺织女为代表的懒惰。此外，还有孤独、离家、疾病等种种倾向与问题。这些心理原型和精神分析理论被当今的图画书出版业大量借鉴，产出了成批的功能性图画书，形成了一种创新中的回归现象。
回首格林童线年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部如何发掘及应用经典童话这座文化宝库的开发史。当下，中国的图画书浪潮方兴未艾，中国的儿童文学也在经历一个新的转型期，如何从中国乃至世界的经典童话中发掘新的内涵，借鉴其艺术优点，并以此构筑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精神谱系，回应时代与社会的呼唤，正是我们应当从格林童线年的历史中学习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