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以报纸的形式传播推广科技知识，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尚属首创。虽然这并不全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传播形式高度适合中国国情，同时又有相对长久的生命力以及广泛的社会效应。
也正因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科技报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都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线年代初科技报繁荣一时，到如今萎缩至仅剩的40家左右，倒下的除了科技报的数量，还有人们对于科技报的红旗能否继续屹立不倒的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主编的《科学小报》破土而出，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科技报。
伴随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57年10月，《湖南科学小报》率先亮相，其后，河北、甘肃、山东、广西、新疆等10多个省、自治区的科技报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这些科学小报虽然都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饱受挫折，但到了1964年，科技报逐渐回暖，陆续发展到12家，总发行量达到了55万份。
上世纪80年代初，科学的春天孕育了科技报事业的辉煌。全国除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外，各省、市、自治区的科技报发展到160多家，占全国报纸总数的近10%。如果再加上一些其它专业性领域的报纸，那么科技报纸的数量就仅次于党报和企业报，居全国第三位。
在发行高峰期，全国科技报的期发行份数达到1200万份。其中山东、湖南等省份的科技报最高期发行量达到近200万份，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报业史上一个巨大奇迹。
虽然科技报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产物，但毋庸置疑的是，直到今天，它依旧发挥着独特而无法被替代的作用。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科技报已然成为农村传播科技的品牌，有效弥补了党和政府在广大农村地区政策宣传与科普传播方面的空白，其公益性有目共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地方科技报都面临着发行成本高和发行困难、广告收入少、经费不足、生存艰难的局面，一些地方科技报不得不停刊、改版，甚至“改头换面”。目前，我国综合类科技报仅剩近40家，从业人员约2000人。
从160家持续减少至40家，“科技报的红旗还能打多久”成为了全国科技报同行发自心底最深处的呐喊。转型一词也被提上日程。所有人都了然于胸的是：这不仅是科技报发展的必然，更是生存的必需。
201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意见》明确表示，要根据非时政类报刊的不同性质和功能，分期分批进行转制。而其中，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等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作为四类单位之一，要先行转制。
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层面的要求，一方面是科技类报纸的生存需要。在这样的双重推力下，科技类报纸的转型改制迫在眉睫。
转型是大势所趋，各地科技报也都对国家层面的总体部署表示了绝对的响应，寻找办法，创造条件，以期顺利实现转型。但科技报一向标榜的公益性，却在这时将科技报推入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
事实上，除了少数几家面向城市的科技报，绝大多数科技报都立足农村。由于农民购买力相对较低，农村报纸征订工作难度大，科技报社的历史遗留问题太多，科技报社很难有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
“完全走向市场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其生存状况堪忧。”湖南科技报社社长傅爱军告诉记者。
“就我所了解到的，全国科技报大多处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期，面向都市的科技报如今已所剩无几，只剩包括《北京科技报》《上海科技报》《武汉科技报》在内为数不多的几家。”《北京科技报》副总编孙凤新道出了都市科技报的窘境。
2014年10月，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针对科技类报纸转型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全国科技报的改制情况大体可分为5种：确立为公益性、没有正式启动改制工作、启动改制后受阻、并入当地媒体集团以及停刊。
雪上加霜的是，随着网络、手机、移动电视、户外多媒体等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传统报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读者流失、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锐减报业发展“寒冬论”不绝于耳。更不要提本就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科技报。
孙凤新通过《北京科技报》的实例证实了这一现实：“在互联网加一切的时代，纸媒等传统媒体都遇到一些困难，不仅仅是科技报这样窄众的媒体，综合类日报和晚报类也是如此。”
至此，科技报面临的远不是完成体制上的转型就能活过来这么简单的难题，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化的技术手段上的转型，也同样“兵临城下”。
不变即死，这已成为当下所有科技报同行们的共识。但是怎么变才是最大的问题。
说到底，“目前涉及科技报的转型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化，即技术手段上的转型。”作为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副理事长以及湖南省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傅爱军对科技报的转型已经关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他看来，“传统的纸质媒体虽然受到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但仍具有存在价值，不能说有了新媒体，纸质媒体就一定得死。”
“科技媒体常被喻为科学传播的二传手，它一边连接着科学共同体，另一边连接着广大公众。”中国科普研究所媒体科技传播研究室助理研究员王大鹏这样形容科技媒体的作用。
与此同时，得益于农村地区网络化的暂时滞后，科技报长期以来形成的强大的专家资源，以及一支具有丰富经验和扎实科学知识的采编队伍，科技报的“夹缝求生”并非希望全无。
更何况，众多科技报都已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时代将是大势所趋，纷纷借着新媒体的“东风”，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主动开拓新的现代信息化服务渠道。
据统计，湖南、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科技报均开通了面向农村、城市读者的手机报、微信、微博、微报等新产品，《吉林科技报》也同其他媒体合作，将科普内容发送到了30万用户的手机中。
由湖南省科协主办、湖南科技报社承办的微信公众号“科普湖南”自2015年7月开通以来，截至12月2日，首页共刊发131期，发稿624篇，总计约70余万字；二级菜单共发稿904篇，总计100余万字。12月3日，“科普湖南”正式开通文章原创功能保护以及评论功能，“这是腾讯公司对科普湖南影响力与活跃度的充分肯定。”傅爱军表示。
然而，科技报要转型，要在新媒体融合的形势下探索生存发展空间，绝不是简单地设立一个报纸的网络版、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在这一点上，虽然众多科技报同行都感到些许的力不从心，但所幸不少人都意识到了数字化时代内容依旧为王的核心。
“我们的重点还是做内容。在新媒体方面，下一步还是要继续探索，抓住读者群的阅读习惯，把科学内容建设得有用且有趣。”孙凤新表示。
《江苏农业科技报》总编周林杰对此深有同感：“正所谓内容为王，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报道内容的影响。内容没有影响，数字化再怎么搞也是无水之源。”
但数字化时代的新媒体形式仍是必须抓住的浮木。对于科技报经营者们的“力不从心”，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科技报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时夫认为只有把“互联网+”吃透，才有机会“突围”；也只有不断变革、调整、创新，才会有出路。
相对于技术上的转型，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颇多，科技报体制上的转型显得更为艰难。
转企改制后，科技报将从事业单位变为企业。众所周知的是，企业以追求利润为最大目的，可科技报公益性的社会功能却是毋庸置疑的。
当“公益性”遭遇“盈利性”，矛盾将不可避免：毕竟没有哪家单位或个人能依靠公益性的事业获得巨大利润。
在没有政策扶持的情况下，科技报要像其他社会企业一样追求利润，其结果显而易见：要么在无情的市场竞争中因“经济效益低下”而倒闭，要么“挂羊头卖狗肉”，甚至直接放弃“三农”阵地。
“将科技报定性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傅爱军提出了自己长期思考后的结论。
所谓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是指面向全社会提供涉及人民群众普遍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公益服务，政府予以支持，可部分实现由市场配置资源的事业单位。
当然，科技报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身份”的认定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根可循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法》第4条、第10条、第29条都为其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撑。如第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领导科普工作，应将科普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为开展科普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2014年8月，《吉林科技报》被初定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这无疑为正处在转型过程中争取公益事业单位的全国科技报送来一颗“定心丸”。
一旦能如愿将科技报定性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那么国家政策层面的扶持将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不期望国家能够给予科技报如同党报同等的发行政策，但至少不应歧视科技报。”现下，周林杰最头疼的莫过于“绑定订阅”为科技报发行带来的巨大阻力。
“政府可给予科技报适度的政策扶持，按发行的实际份数给予科普类的科技报适量项目经费支持，并继续给予增值税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傅爱军说。
争取科技报公益性定性的努力仍在持续，但转型改制依旧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科技报的管理与经营者们。
按照改制的流程，《北京科技报》也将在2016年完成这一转变，这也意味着其将承受着更大的生存压力。
但对于未来，孙凤新充满希冀。“我们的整个团队非常年轻，而且转企后的机制也会相对比较灵活，国家的政策也会在总体上为我们解除一些束缚，机遇和挑战并存，所以我们愿意承担这份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