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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首创也是唯一统计社会融资规模的国家。为了能够准确理解这一概念的底层逻辑和影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然后我们要理解金融体系的货币产生过程，认识到我们日常使用的货币其实大部分是商业银行产生的银行货币，而银行货币构成了M2（广义货币）。
不过M2的概念存在先天的局限性。由于财富收据属于标准格式，从金融体系的负债端无法准确判断货币的最终流向。金融危机的教训之一就是看不清货币究竟在实体经济或金融体系中的什么地方产生了“淤积”和“脆弱性”，带来了系统性的风险。
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提供给了我们一个“财富仓库”内部的视角。从财富仓库的“内部库存”来分析货币（财富收据）的最终流向，从而看清区域、行业、融资结构等方面的准确信息，掌握货币对实体经济发生影响的具体成效。
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有两个：货币传导机制的信用观点与货币观点。货币观点认为，货币存量的变动将导致利率的变动，而利率的变动又将引起投资的变动，从而引起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动，最终影响通胀指数。信用观点认为，利率政策变动将导致资产价格变动（银行贷款、债券资产、家庭资产等），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从而引起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动，最终影响通胀指数。
社融这一工具的好处是，可以直接透视金融体系的资产方。金融业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就需要精准的资金流向信息，社融能够提供更精准的信息，具有三个价值：
1、对地方政府的价值：了解各地区的融资情况，有助于地方政府把握当地经济和金融的形势，及时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和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风险。
2、对行业分析的价值：如房地产开发贷款、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情况，房地产去库存的趋势，居民购房贷款的增长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建设的资金，精准扶贫的资金支持力度；高新技术产业、新行业新业态融资增长情况；高耗能、重污染行业的治理效果。
3、对金融监管的价值：如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源于银行和非银行渠道的资金比例关系，银行表内融资和表外融资的比例关系。透视金融市场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多样性。
中国作为社融概念的首创者，在制定统计原则时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体现在四大原则中。
1、居民原则：本国金融体系对应本国的非金融类公司和个人，不包括政府。因此FDI、外债、外汇储备不计入统计。不过我认为该原则存在重大理论缺陷，发生在本国的外国资金影响了本国居民部门。
2、金融原则：国债和地方债不计入统计。因为政府是发行主体，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不属于货币政策的对象。但城投债计入。我认为这同样有问题，因为该原则存在一条潜在假设，即政府拥有货币政策的制定权，政府是整个社会的领导者。
3、合并原则：即将所有金融机构视为一个整体，内部的债务债权合并处理，避免重复计算。
社融共有四大项统计内容，分别是：金融机构表内贷款、金融机构表外融资、直接融资、其他融资。
社融与M2因为存在统计口径上的差异，所以尽管长期趋势近似，但仍有所区别。
因为社融是一项增量指标，所以我们通过社融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某个地区的经济活力。比如2018年前三季度社融规模广东第一，17365亿，浙江第二，15386亿，这与我们对经济活力的感受是相符的。而上海只有4116亿，不足广东的1/4，为什么上海这么低？社融已经标识出了问题，让我们可以更有的放矢地去研究。
虽然社融能从从金融体系的资产端来分析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的细节，但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诸多困境。
理论问题：1、居民原则仅应用于国内金融体系，但实际上外国直接投资、外债和外汇占款等外部资金真实地影响了国内货币的传导机制，不纳入统计影响了统计的准确性；2、金融原则排除了政府部门，而政府活动本来就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导致了统计逻辑的不严谨。
实践问题：1、统计口径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费时费力；2、大量新兴金融业务很难被有效纳入统计，如互联网金融等。
我认为如果未来能推出国家层面的数字货币，可以从根本上同时解决货币端和信用端的问题，数据准确、及时，而且毫无遗漏，可以再现货币传导过程的全部细节。数字货币能显示的信息足以完全替代社会融资规模，属于质的飞跃。
总结一下，中国是首创也是唯一统计社会融资规模的国家。社融以金融体系为整体，从分析其资产端入手来提取有效的经济活动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M2信息的缺陷，提供了区域、行业、融资结构趋势分析的可靠工具，深受国家决策部门、地方政府、金融从业人员、市场分析人士的高度重视。
但社会融资规模也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限制了其应用潜力。从长远看，数字货币必然成为替代社会融资规模的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