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大师于648年在弘福寺翻经院译出《胜宗十句义论》，后收入历代大藏经，然而胜论派的根本经典《胜论经》却一直无人译梵为汉。大约成书于五六世纪的《月喜疏》
本书全译了印度著名学者Muni Śrī Jambūvijayajī校订的梵本《月喜疏》(含《胜论经》)，同时为了方便对照研读，根据Nandalal Sinha校订本所载梵文翻译了商羯罗·弥施洛著《补注》中的《胜论经》经文，是继玄奘大师后首次译出梵文胜论经典。
梵文的翻译与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然而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实现，慢慢成了乏人继承的“绝学”。近现代以来，虽因研习佛学的需要受到些许关注，但仍与古印度文明之厚重的思想历史不相映衬。究其原因，唯恐梵语之难学、经典之未译当属症结。
玄奘译《胜宗十句义论》与真谛译《金七十论》是唯有古代汉译的两部“外道”经典，前者属胜论宗，后者乃数论派，为研判佛教经论中记载的诸多内外道之辩提供了直接参照，收录于历代大藏经，以晦涩难解著名，是佛学者的必读之书。在日本，直至江户时代仍有不少僧人传习《胜宗十句义论》，快道、宝云等学问僧撰写的注释流传至今。
隐匿在佛教研究的羽翼下，于“知彼才能知己”的需求中，胜论等与佛教长期论辩的外道法数始终是探究佛道者必须通达的一门学问。
公元前五六世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前后，南亚次大陆出现了一种以试图系统描述并解释自然界为基本特征的思潮。此后，在几乎相同的时空中，该思潮与佛教等各种宗教哲学流派并行发展。伴随着理论的系统化，学说逐渐传承为学派，称“胜论”(Vaiśeṣika)，是古印度婆罗门教正统六派哲学之重要一派。
Vaiśeṣika一词，在古代佛教文献中，常音译为吠世史迦、毗世师、卫世师，或意译为胜宗、胜论、胜异。“胜”可有两种意思：一是该学派的“六句(义)论”胜过其他各派诸论说；二是该理论为“胜人”所造，即祖师或学派传人为胜于常人、异于常人之人。是故，教义可称为“胜论”，学派则是“胜宗”。
胜论派与古印度大部分宗教哲学流派的情况类似，可被勘定为属于本派起源阶段的资料几乎没有保留下来。《胜论经》定型之前的历史，基本依靠后世胜论以及佛教等其他学派记载的传说或者体现的思想来作追溯性的猜测与发散性的联想，即所谓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构拟种种似乎合于逻辑、近于史实的图景。
本书在“导言”部分综合了大量中外文献，系统梳理了有关胜论思想起源的旧说新论后提出，以“句义”等自然主义哲学“胜·异”于古印度婆罗门教正统与非正统思想的胜论，既有对古吠陀之“梵”“我”等神性信仰的承续，也有对外在世界的科学观察和理性思考；既可能受到了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外来影响，也不排除对语言文法学(派)、耆那教、前弥曼差派等本土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也就是说，母语所承载的思维特性与异域思想“入侵式”刺激的内外结合，是成就胜论思想之“胜·异”的要因。
这种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胜异的思想学说发展到五六世纪时，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哲学体系，并且开始强调从“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转化。七世纪前后，与被称为“姊妹学派”的正理派(Nyāya)混合发展。在十世纪左右，形成了新学派“正理-胜论”(Nyāya-Vaiśeṣika)而丧失了独立性。约十三世纪，在正理思想的强势作用下，正理-胜论派最终形成了“新正理派”(Navya-Nyāya)这一被当代印度学者视为延续至今的宗教哲学流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学者们可以利用的《胜论经》几乎只有保存在商羯罗·弥施洛(十五、十六世纪)著《补注》中的经文。传世文本虽然广被诟病，但因缺乏其他抄本的对照而难解困惑。印度著名学者Muni Śrī Jambūvijayajī于1961年出版《月喜疏》的精校本，极大地改变了以《胜论经》为中心的胜论研究状况，很多问题迎刃而解。奥地利学派创始人Erich Frauwallner于翌年发表书评，毫无保留地高度评价了这一梵本，指出今后任何有关古典胜论的研究都必须利用这一《月喜疏》。
《月喜疏》梵文题名Candrānandavṛtti，亦可音译为《旃陀罗阿难陀注》，是名为“月喜”(Candrānanda)之人为《胜论经》所作的注疏(vṛtti)。全疏共载经文(sūtrapāṭha)384句，分为十章(adhyāya)，前七章每章都分为两节(āhnika)，后三章内部没有小节区分。《月喜疏》不仅包含了较古形态的经文，对经文的解释也属于早期胜论的思想范式，因而被公认为是现存胜论文献中最古老的经典与论释。就《胜论经》经文本身来说，从精校本出版之日起，《月喜疏》就取代了《补注》作为标准文本的地位。
关于月喜其人，除了知道是《胜论经》之注释文献《月喜疏》的作者外，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在胜论和佛教等其他学派的资料中从未发现过该人名或其作品名。梵文精校本刊布之前，学界甚至都不知道曾经有一位如此重要的胜论派思想家活跃在印度哲学史上。
本书作者何欢欢以生卒年代较为确定的佛教学者陈那(Dignāga/Dinna，约480—540)和清辩(Bhāviveka, 约490—570)为坐标，把月喜的生活年代框定在六世纪上半叶，鼎盛年估算为500—530年，并且依次把古印度著名哲学家乌底耶塔卡罗(Udyotakara/Uddyotakara)、月喜、法称(Dharmakīrti)的鼎盛期都纳入六世纪前后各约五十年的跨度之中。这一成果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广泛赞同( “Bhāviveka vs. Candrānanda”一文发表于著名的东方学期刊Acta OrientaliaHungarica，2017年第一期)，对研究《月喜疏》与胜论思想乃至整个印度哲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月喜疏》的具体内容，即胜论哲学的主体思想，可参看本书目录中概括自各章节译文的大小标题，此处不再赘言。
综合运用梵文、汉文、藏文等语言文字，以翻译、解读原典为基础的思想研究是国际梵文与印度哲学、佛教学等领域的主流学术范式，这对研究者的语言文献掌握能力和思辨哲学运用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作者何欢欢从梵本《月喜疏》入手，以对文本的细致深入研读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逐字逐句翻译了包含《胜论经》在内的《月喜疏》全文，同时结合相关梵文资料以及英文、日文、德文等学术成果，随译文给出了必要注解。本书将很好地补充玄奘大师的译本，处理仅靠《胜宗十句义论》无法解读的诸多佛典中涉及的胜论之疑难问题。
在梵文译汉和解析释读的基础上，本书在“导言”部分对胜论思想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除了细密求证胜论名称的意义、思想学说的起源外，还详论了胜论学派的哲人与传承经典等内容，以扎实的文献和丰富的讨论，呈现出胜论派不为人知的多面形象。
尤其是通过对食米齌仙(Kaṇāda)、月喜、五顶(Pañcaśikhī)、惠月(Maticandra)、吉祥足(Praśastapāda)、虚空净(Vyomaśiva)、净日(Śivāditya)、室利达罗(Śrīdhara)、乌达雅纳(Udayana)、巴达·伐定陀罗(BhaṭṭaVādīndra)、商羯罗·弥施洛(Śaṅkara Miśra)等胜论派学者以及他们的作品如《月喜疏》、《巴达伐定陀罗注》(Bhaṭṭavādīndrabhāṣya)、《补注》(Upaskāra)、《哮吼子注》(Rāvaṇabhāṣya)、《胜宗十句义论》、《摄句义法论》(Padārthadharmasaṃgraha)、《宛若虚空》(Vyomavatī)、《正理芭蕉树》(Nyāyakandalī)、《光环》(Kiraṇāvalī)、《魅》(Līlāvatī)、《七句义》(Saptapadārthī)等的考证与论述，勾勒出学派思想史的全景，并从中展示胜论哲学的独特之处——以自成逻辑的体系化理论求证形而上学的自然主义法则，“通过对实体等法和非法的完全认识，通过因厌离而产生的智慧，根据次第的祭祀，由获得的觉趣向至善”(《月喜疏》结语)，是一种“离苦得乐”的法门。
国内的梵文哲学研究向来比较冷清，佛教以外之古印度思想的专门学术更是乏人问津。本书既是对梵文胜论经典的翻译，能为通达原语者考察第一手资料提供方便与参考，也是文献扎实、考析深入的研究专著，可作为高等院校印度哲学与佛教学专业的教材，满足不谙原文者以汉译为媒介了解一部全新的论著，使研究成为可能。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给梵文文献整理与翻译、印度哲学研究等我国目前处于“绝学”状态的学术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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