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郎朗9岁那年，他的父亲郎国任曾拿出一包药，放到他面前，恶狠狠地说：“吃药，还是跳楼？选择吧。你吃完了，我也跳楼”。
这种情况，按理说，换个老师不就行了吗？但郎朗父亲不这么想，他觉得必须带儿子去北京学习，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
可郎朗才9岁，到北京学琴必须要有一个大人全程陪同，为了儿子，郎父毅然辞掉了自己的警察工作。
从此全家三口的生活费，包括郎朗学琴的费用，都只能靠郎朗的母亲来支撑不说，一家三口还得分居两地。
为了省钱，父子俩在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丰台区，租了一个环境脏乱差的一居室。
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5点半，郎朗就起床练琴了，因为他知道无论如何得为全家人争口气。
早上5：45起床，练琴一小时；7点-12点上学，中午练琴2小时；晚上放学练琴3小时。一个9岁的孩子除了正常的学业作业之外，每天练琴时间长达六个小时。
生活的艰难，练琴的艰辛，这对父子都扛住了。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新老师竟然看不上郎朗。
新老师不认可郎朗弹琴的风格，他拒绝再教郎朗：”你不行，没才能，反应慢，最好别弹琴了，中央音乐学院不适合你，你还没到那个程度，你应该去上一些二级或者三级这样学校来学习。”说完，就给他踢出去了。
就在这个最绝望的时候，郎朗父子之间爆发了最大一次冲突。这天下午学校为了庆祝十一国庆节，让郎朗伴奏，为此他比平时放学足足晚了快两个小时。
但郎父并不知情，他以为郎朗去玩儿了。被气坏的他在阳台上，等了郎朗一个多小时。他完全失去了冷静，所有的苦难和耻辱，都在这两个小时里发酵了。
在这样绝望的情形下，就发生了郎父逼着儿子吃药，打算爷俩一块自杀的惨痛一幕，而这一幕在只有10岁的郎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郎朗的童年是千千万万个琴童的缩影，这些孩子身上承载了太多父辈的期望，以致他们过早的失去了，本该属于他们的童年的快乐。
赵老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音乐教授之一，他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让郎朗学会了放松地体会音乐的旋律和美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郎朗的心情重新晴朗起来，干劲也比以往更大，直到临近考试的一个星期，才突然又紧张了起来。
原因是之一，这一年全国有3000多人报名，只录取14人，其中只有7名是公费的。
另一原因，郎朗又想起了一个故事，以前在考场上，曾有学生弹到一半儿，电话响了，老师出去接电话，回来后，让学生从停下的地方接着弹，学生立刻傻了。他怕同样的事情落到自己身上。
为此，父子两人半夜就起来开练，持续了一个星期，期间郎父会时不时的叫停，过会儿郎朗在接原来的曲子弹，直到一丝不差为止。
而郎父却压抑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北京马上要举行一个全国星海杯少儿钢琴比赛，你应该在比赛中拿第一，我们马上就准备。
好嘛！还没高兴几分钟，新的任务又来了。这就是郎父，作为一个父亲，他一直像一个探路者一样，不遗余力的为儿子寻求任何可以突破的机会。
按说这时郎父该松口气了，但是他没有，紧接着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借债5万带着郎朗自费出国，参加国际钢琴比赛。
94年夏，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将在德国举行，此前郎朗没有进入国内预选的前四名，意味着他没有获得公派出国参加比赛的资格。
要想参加，只能自费了，但这要花6万元。而那时他们一家的收入来源只有做线万都没有。而且就算把凑齐，自费到国外去参加比赛，结果如何？完全无法预测。
郎父没有理会这些，他觉得早一天走向国际，早一天为郎朗赢得宝贵时间，才是最重要的。
郎父决定背债也要去参加这场国际比赛，就这样背着5万元债的郎父带着郎朗踏上了赴德的旅程。
在德国埃特林根，12岁的郎朗如小大人一样走向舞台，郎父格外的紧张，他们奋斗多年为的就是这一刻。
弹中国乐曲《浏阳河》的时候，郎朗不仅用琴声，也用他的表情、用身体的动作，把我们祖国美丽的河流表现了出来。
最后，弹李斯特的《塔兰泰拉舞曲》，他把音乐和技巧表现的淋漓尽致，郎朗征服了所有的评委和观众。一曲结束，观众们热烈的鼓掌，由于太热烈，郎朗不得不返场四资致谢。
公布比赛结果的时刻，德国主持人地公布第三名、第二名以后，公布第一名之前说了很长一段话，但郎父一句也听不懂，就在郎父正焦急的等待时，主持人突然大声的喊到“郎朗”二字。
郎父心中激动的同时，全场一片沸腾，郎朗在前排也高兴地跳了起来。由于郎朗的表现远远超出其他选手，组委会又专门给他颁发了一项杰出艺术成就奖，郎朗得了两项国际比赛的大奖，创了国际比赛的纪录。
之后，有人跟他说起他父亲哭的事，但郎朗怎么都不相信，他觉得不可能，我父亲怎么会哭呢。直到给他看了录像，郎朗才相信。他看到了父亲眼泪如流水一样，他才知道父亲的压力有多大。
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曾在郎朗父亲的这本《我和郎朗30年》书的序中说：大家看到郎爸频繁的出现在所有的重要场合，掌控着与郎朗相关的全部信息，也许有些人会对他颇有微词。但是我要说，普通人是体会不到这对父子的感情的。没有郎爸，当年郎朗不一定能在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事情上，做出一系列如此出色的判断和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