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旭，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文化话语研究。
当今活跃在社会科学中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从西方的语言、文学、文化和哲学等学科里脱颖而出的新领域、新方向。它突破语言学孤立、片面、抽象和静止的“句子”（sentence）界限，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一连串句子的“语篇”（text，口头的或书面的），并加以“语境”（context）作为阐释工具，以探索语篇中语言现象的结构关系、功能意义和语境联系。近年来，话语分析对语言构建现实、语言施展权力的发掘与批判，引起众多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关注，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然而，往往被忽视的是，话语分析不是普世之学，并不像许多学者预设或展现的那样；它不仅是一种西方的学术体系，还是一种排他性的霸权话语体系。首先，其思维方式、基本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和问题导向等，源于西学传统，回应西学旨趣；往往不能反映东方现实。比如，在二元对立思维、语言承载意义的旧观点影响下，其研究对象与核心目标局限于言语形式及其意义，而不探究语境（历史、文化等）；后者只是剩余的、存而不论的、辅助性的阐释工具。这种“聚焦语言法”，与中华整体观所要求的话语研究方法大相径庭。其次，借助西方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通过教科书、标杆期刊、网络传播、（主旨）演讲、留学深造等，话语分析形成一种单向度的（从西方大都市传播到东方世界）、被盲目效仿的霸权话语体系（Alatas，2006；Miike，2009；Shi-xu，2009；Thussu，2006；施旭，2010）；对于“非西方”社会和民族来说，该体系的本质是继续制造殖民主义的“东方”和“他者”，同时也抑制东方学术的重构和发展。
上述反映的话语分析的情况，其实是更广泛的交际学（Communication Studies，包括语言、修辞、话语、媒介和传播研究）的一个缩影。国际主流交际学往往将西方概念、理论、价值、原则、方法和问题当作普世标准，并借助西方在经济、文化、科教和传播等领域的优势，在学界形成一套霸权话语体系。该体系不仅遮蔽了人类交际的复杂性，强化对东方的偏见，而且抑制了学术创新的可能性，导致东方资源的衰竭。
如今，（逆）全球化、本土化、文化多元化、世界权力多级化和国际秩序分化等，使得破解文化问题的必要性变得愈加突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后浪推前浪，也同样促进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多元化。持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分析（或更广泛的交际学），与时代的复杂变化和现实需求严重脱节。
话语分析、交际学的方向在哪？突围、创新的基础是什么？有什么资源、优势？已形成怎样的学术成果？相关科研发展的平台有哪些？所有这些对于中国语境、中国学者意味着什么？本文通过历史的回顾、理论的分析和实践的描述，展示交际学中兴起的一种新思潮、新模式和新平台：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一群语言、修辞、交际、传播、话语学者，不满于交际学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选择面向时代的新课题、新挑战、新机遇，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历史的路径，探索文化对话的基础与路径、文化竞争的理论与对策、文化发展的战略与策略，产出了一批以突破西方藩篱、继承东方智慧、关怀本土现实需求、追求文化创新为特征的学术成果；他们正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这种以 “文化”为视角的交际学大致可分为三类。
（1）“文化普遍型”：认为文化普遍存在于人类交际之中，因此以文化划分的交际形态既有差异又有共性，而且相互平等（Carey，2008；Carbaugh，2017；Scollo，2011）。
（2）“文化特殊型”：认为文化各不相同，因此必须建立独特的研究范式，但是避开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权势关系问题（Asante，2006；Miike， 2009；Xiao & Chen，2009）。
本文着重讨论文化话语研究。它的基本理论预设是：人类各民族、各社群的话语——依托言语交际进行的社会实践，其根本性质是文化性。这里所说的话语的文化性有两层含义：（1）各民族、社群的话语之间存在着重要交际差异。（2）各民族、社群的话语之间充斥着权势张力（互动、竞争、合作、压迫、抵抗）。学术话语也同样存在这种文化性：各民族的学术话语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而且这些话语体系之间有权力竞争或合作的关系、权势不平衡的状况；西方传统学术话语体系是世界话语秩序中的强势一方，不能普遍适用于世界其他情形。
那么，如何去理解不同文化的话语（当然包括学术话语）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走向呢？文化话语研究的观点是：人类多元文化的话语体系在矛盾的循环运动中走向更加文明的权力平衡。该命题分三层意思。（1）不同文化的话语可以被看作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维特根斯坦语）的聚合体；它们之间有不相称的同一性。因此，尽管东西方话语有差异性，但是它们有条件有可能进行对线）它们处于相互作用、相互竞争或相互合作的动态权力关系之中。中美话语，作为东西方话语体系的典型代表，不是处于简单的平行关系中，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斗争。（3）不同话语体系的权力秩序不是永恒的；持续几个世纪的美国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不会永远不变；在阴、阳两极（如东西文化）的矛盾循环运动中，“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而且，每一次的话语秩序的更迭都走向更高水平的和谐平衡。因为人类话语秩序同构世界秩序，这样意味着人类走向新的文明。
在文化话语研究里，“话语” 和“文化”有特殊的定义和含义。话语，指的是言语交际事件或活动，或者说，运用语言及其他符号所进行的社会实践。它可以是单一的，比如中美领导人关于贸易问题的一次谈话（“事件”）；也可以是集合的，比如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不同团体就经贸问题进行的各种交流（“活动”）。作为社会实践的线）对话主体（参与个体或团体、身份、地位、社会关系等）；（2）形式/意旨（言语及非言语的使用）；（3）符号/渠道（语言选择、交流媒介、时空选择）；（4）目的/效果（包括原因、后果）；（5）文化关系（也包括思维、价值、规则等传统影响及民族或社群的权力关系）；（6）历史关系（与以往相关话语的传承、排斥、创新关系）。
这些要素在话语研究上组成六大分析范畴，这意味着话语研究应该回答六方面的问题：（1）谁（不）在说线）（没）说什么，如何说的？（3）运用什么媒介？（4）为了什么，产生怎样的影响？（5）有什么样的文化关系？（6）有什么样的历史关系？
这里还必须注意的是，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的。中华文化有“文如其人”“人微言轻”的认识。用汉语还是外语，反映的文化权力关系不一样。新媒体改变了交际效果和社会关系。因此，在阐释路径上，研究者应该注意范畴之间的联系性，求得相互、循环阐释。
不同的社会领域，不同的行动目标，需要不同的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指某社会群体在特定的社会领域就某个问题或目标所进行的话语实践形式；它受一定规则、条件的制约或影响；话语体系包括相应的主体、意识形态、机构、权力、交流手段和渠道，等等；与其他话语体系形成一定的关系；本身呈开放、辩证、变化的状态。比如，在当代中国话语里，有诸如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科技、法律话语体系，它们有一定的共性，也有一定的个性。
社会生活离不开话语；社会实践往往是以话语形式完成的。话语贯穿政治、经济、外交、国防、教育、科技、艺术、法律和宗教的全过程，甚至占据主要位置，起主导作用。朋友交流、信息查询、读书看报、商业谈判、产品推销、工作汇报、课堂教学、法庭裁决、国际合作、反恐维稳、推行（逆）全球化，如此等等，都少不了话语。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话语构成社会生活。
“文化”是“文化话语研究”的中心内容。当代学术界（如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话语分析、语言学等）对“文化”有不同的定义（Baldwin et al., 2006；Hartley，2002: 51-3）。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两大类。一是将文化看作观念、价值、规则、符号、习惯、机构系统，它客观存在于民族、社群、国家等不同社会组织的实践之中，具有影响、指导社会行动的功能（Scollon & Scollon，2000；Swidler，1986）。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平行和平等的，没有权势强弱之分，因此不存在权力利益之争。这是一种结构主义思维。另一类是把文化看作意义争夺的场域，即一切（东西方）文化（差异），如同其他社会“现实”，都是通过符号构建的产物，充斥着权力和利益关系（Askehave & Te Holmgreen，2011；Barinaga，2007；Collier，2000）。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思维。
文化话语研究采取一种综合的立场，即“文化”既不是本质、客观的，也不是虚幻、主观的，它同时是物质的和精神的，即特定社群社会实践的规律、规则、概念、价值、观念、符号、思维、策略、身份、地位、机构等综合系统；这种系统与历史、与其他群体的文化不仅形成差异关系，更重要的是，存在权力关系；因此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不同群体/话语（体系）的关系之中。从这种文化性可以看出，话语具有一定的原则性、 规律性和稳定性，但同时，文化又是开放的、变化的、受竞争的。因为文化渗透贯穿于话语，研究话语即是研究文化。
人类不同文化的话语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特点、差异和规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权势关系？各有什么优点、缺点和问题？应该如何相互借鉴、合作？相关话语社群如何交往、合作和竞争，又如何通过话语改变自身和世界？人类文化的不同话语——包括它们相互的权力关系，应该如何去认识、描述和评价？如何推动话语研究的文化多元对话与批评，进而实现话语研究的创新与提高？这些都是文化话语研究要共同回答的实证问题、方法问题和（元）理论问题（Shi-xu， 2015）。文化话语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自觉和文化政治的高度，去揭示人类话语的文化特点和文化困境，发掘文化和谐共存的方法和路径。
作为一种学术潮流和研究范式，文化话语研究与社会科学中一些重要领域有共同之处。交际民俗学（Cul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Bauman & Sherzer，1974；Carbaugh，2007；Gumperz & Hymes，1986；Hymes，1962；Phillipson，1992；Saville-Troike， 2003）同样具有较为全面和整体的交际/话语观，同样认为交际具有文化差异，并具有相当系统的分析模式。但是，它缺乏对于文化（话语）间关系（包括辩证、互动、权力关系）的考量，而且也缺乏明确的历史观。因此，在研究对象、焦点和目标上，它对特定话语社群的研究有余，而对不同话语社群间的（竞争）关系研究不足。Lasswell（1948）关于交际传播的“5-W”分析模式（“Who, said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显示了类似的整体、全面和多元视角。但是，其在理论上忽视了交际环节之间的辩证联系，更是缺乏历史观和文化观（包括权力观）。
批判跨文化交际研究（Critic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Nakayama & Halualani，2011；Holliday, 2011; Neuliep, 2011; Thussu, 2006）同样整体全面、宏观微观地研究跨文化交际活动，也同样特别关注权力问题。但是，与文化话语研究不同的是，它缺乏对交际/话语的文化差异的关注，也没有意识到学术体系的文化竞争问题，而且也没有相对明晰、系统的方法模式。
（文化）批判/积极话语分析［（Cultural）Critical /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Fairclough， 1995；Gavriely-Nuri，2012；Martin，2004）也关注权力问题或和平友好行为，具有厚实的文本分析理论和方法。但是，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它们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分析和评判话语：通过语篇以及与语境的机械关系，判断语篇的结构和意义；而且以“普世”“标准”自居，要么指点“真善美”，要么揭露“假恶丑”，掩饰了自身的历史性、文化性，因而也忽视了人类话语（包括学术）的文化关系。
文化话语研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西方话语分析的模式。这一方面是受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包括反种族歧视研究、女权主义研究）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亚非拉/东方的学术成果和文化智慧的启发，但更重要的是受到人类多元文化现实的驱动，同时也受到发展中世界争取民族文化自由与发展之努力的激励。
文化话语研究强调话语的实践性、文化性和历史性。这些独特性尤其表现在文化话语研究秉持的原则上：（1）在研究对象和问题上，聚焦历史、当下和未来话语实践，以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方法、提出话语促进文化和谐的战略与策略；（2）在理论上，重点关照人类话语的文化多元性、文化竞争性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这尤其意味着关注弱势文化群体的利益、困境与期望和相关的话语霸权，以实现人类文化自由、和谐与繁荣的终极目标；（3）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跨语言、跨学科、跨历史和跨文化的整体多元辩证开放视角，采取文化多元、平等、和谐的政治标准；（4）在研究范式的发展上，发掘、构建非西方、南半球话语的研究体系，推动、参与不同文化范式间的批评与对话，消解国际话语研究的文化隔阂与偏见，实现人类话语学术的繁荣与创新。这些原则也反映了文化话语研究者的使命、作用以及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差异性。
作为一种新兴的学术思潮、运动和话语体系，文化话语研究突破国际话语学科以西方白色男性为主人、中心和权威的藩篱，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三世界/南半球/后殖民地学者，使之成为国际学术研究主体（或作为被引用、借用的主体）。对于学术交流平台，文化话语研究已经有了专门的国际期刊——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Taylor & Francis），两年一届的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研究成果方面，已出版了大量有关亚、非、拉话语，构建东方话语研究范式，解构话语学术文化霸权，探究话语学术文化对话的论文和书籍。这些论著揭露主流学术体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后果，挖掘东方话语体系的特征与问题，凸显东方话语社群的身份与位置，开拓东方学术发展的战略与策略。
“当代中国话语研究”（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Shi-xu，2014；施旭，2010，2017）是文化话语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在其指导下的一种具体实践。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是一套根据文化对话和历史对话，就当代中国话语所形成的“哲学框架”“理论框架”“方法框架”和“问题框架”系统。它面向中国问题，立足中国文化，应对西方局限。比如“哲学框架”强调“整体辩证”的中国话语概念；“理论框架”强调“平衡和谐”“言不尽意” 的中国话语原则和策略；“方法框架”强调多元材料、本土立场的中国分析策略；“问题框架”强调对于和平与发展事务的中国关怀。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实践者的目标，是建设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比如反映中华文化传统和学术智慧）的研究范式，通过对具有本土和全球意义的当代中国话语实践的描述、分析、诠释、解释、评价和建议，让中国更好认识自己，让世界更好理解中国，促进交际学的创新和人类文化的繁荣（李秋杨， 2014；袁国敏，2014；唐青叶，2015；张鲁平，2015）。
西方主导的话语分析，或更广泛的交际学，不能适应文化多元、世界分化的现实状况和需求，更无助于学术的文化创新。文化话语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兴起的学术思潮、模式和平台。追求学术文化多元化、本土化和学术创新，一群来自交际学不同领域的学者，正努力构建民族文化的话语研究范式，探索解决民族话语和人类话语的问题，产出了一系列重要并将引领未来学术发展的成果。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是文化话语研究的一分子，也是它的具体文化实践。前者与后者共生共建，推动话语研究乃至交际学朝着促进人类文化和谐繁荣的方向发展。
注：本文节选自《中国外语》第15卷第6期（总第86期）。由于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