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某歌手经纪人在朋友圈中记录了他一整天的经历：“凌晨出门，三个城市，两场演出，身体已经到了极限。”那是个吉日，据他透露，本来还有一场商演邀约，但因为演出地在另一座小城市，高铁不通，飞机时间又很难掌控，无法保证赶到，只能放弃——按照该艺人目前的商演价估算，两场演出的税前收入应该在50万左右，无论艺人还是这名经纪人，都已经可以笑着结束这奔波的一天。不少艺人的微博简介中都会留下“工作请联系XXXX”的字样，这里所说的“工作”，除了接演影视剧之外，大多是指商演。对于歌手而言，出专辑、开演唱会是大工程，耗时劳心费钱，也不是每个艺人都有能力办到的，商演，才是为歌手创收的工作常态——当然，这类商演不光歌手可以参加，演员也可以；当然，这类商演也不只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或许才是更大的战场。然而，听上去“轻轻松松就来钱”的商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八月底，有爆料称胡夏在某地演出时耍大牌，除表现不配合，还三番五次唱错歌曲。之后，胡夏工作室作出声明，表示胡夏按合同规定现场演唱《那些年》和《替我照顾她》两首歌后，又被主办方强制要求演唱并未签合同的品牌歌曲。
如今的所谓“商演”，指的不仅仅是或大或小的拼盘演唱会，还包括企业庆典、剪彩活动、出席代言，甚至是夜店演出。不止在大城市，三四线城市由于对明星的期待值更高，因此更是商演之富矿，对于一些名气相对有限的艺人，商演甚至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唯一来源。
实体唱片销得动的那些年，业内有句玩笑话，把去非一线城市的商演统称作“上山下乡”。在当时，无论唱片、经纪公司，还是艺人本身，对商演的态度都十分暧昧，想去，又怕被同行指指戳戳。
数字音乐普及后，歌手普遍已经无法通过专辑售卖赚得利润，如果无法成为影视歌三栖明星，演唱会、商演就成了体现他们商业价值的所在。此时，艺人们也在积极转变思想：商演成了艺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环，没什么可丢人的。加上此时国内经济的迅猛发展，小城市居民购买力的增强以及近距离接触明星的需求增加，都让小城市的商演市场在近年愈发火爆。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显示，大陆地区有282个地级市，这其中包含了845个市辖区，此外还有374个县级市、1642个县，19522个镇，14677个乡，而这些地区，几乎全是明星商演的潜在市场。
很多人觉得在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城市走穴演出很low的，但用几首歌的时间换取的真金白银，对明星来说可谓性价比超高。从当年乐坛小天后变身成商演一姐的萧亚轩，在没有新的音乐作品的情况下，凭借商演也能保持年入数千万。据记者统计，去年萧亚轩总共接了65场商演，仅10-12月就有25场，其中不乏舞美简陋的小演出、地产开盘等活动，也因为在商演上的勤快表现，萧亚轩成为2015年台湾艺人收入榜的季军，仅次于周杰伦和王力宏。
而贵为昔日天王的黎明，也成了四大天王中唯一接商演的人。2014年，他曾为惠州某楼盘站台，此前还曾前往郑州、成都、贵阳、合肥、湛江、韶关、长沙东安县等地参加商演，在黎天王的商演经历中，既有张信哲、庾澄庆、罗志祥、谢霆锋等艺人一道参与的优质拼盘，也有以其“领衔”，三、四线歌手拼盘的商演。
就连如今地位超一线的范冰冰当年也热衷于商演，比如，2011年她参加在江西上饶举办的一场拼盘演唱会时，出场费是100万，超过了同场的林志颖等人。
如果把娱乐圈比喻成商品市场，艺人比喻成商品，会发现一、二级市场的机会大多留给了当红明星，而其他艺人只能向三、四级市场下沉，他们多出现在你从未去过的小城市，与你不熟悉的品牌合作，娱乐新闻中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也能凭此过上不错的生活。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线大牌如周杰伦、张学友、陈奕迅、五月天等是演唱会票房保证，个唱的落地价都是千万元级，个人演唱会的门票也会很贵，因此，大牌的个人演唱会基本都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艺人在参与拼盘演唱会的时候，向演出商收取的是商演价，周杰伦、张学友、陈奕迅商演价都在120万以上，一般会是压轴登场，只唱三首歌。一个大牌搭上一些中小咖，这样会大大降低演出商的成本，而由于一次能够看到很多明星，这种演出形式在三四线城
商会从当地夜店招来一些本土歌手与大牌同场演唱。而这类拼盘演唱会对于演出商的意义在于，票价不用太高就能收回成本，倘若卖得好还能有不错的收益。
选秀节目的选手，或通过《我是歌手》翻红的歌星也是三、四线城市的商演主力，对于选秀出身的歌手来说，参与商演是资本积累的必经阶段，夜场、企业堂会、剪彩活动等几乎来者不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