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网讯 长安讲坛第一讲今天（6月29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开讲，本场主讲嘉宾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处馆刊学术总监、研究员王世平先生。
陕西在很长历史时期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有十多个王朝在陕西建都，其中包括盛极一时的周、秦、汉、唐等强大王朝；
陕西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中心，古都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曾是亚洲最大的国际交流中心。
陕西究竟凭借什么样的自然条件、环境条件，什么样的基础，才能诞生出灿烂而辉煌的历史？说起来，这些独特的条件决不仅仅是影响了陕西自己，而且是造就了古代中国的辉煌。影响所及，甚至延伸到古代亚洲历史、古代世界历史的广阔范畴。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因为陕西所具有的这些条件，并依靠这些条件多次成为震撼世界的帝国心脏，可能中国历史所走过的轨迹就会完全不同，历史的面貌也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因之，将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范围放大，实际就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诞生的基本条件。
在古代中国，陕西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适中的，古人把陕西看作是最具控制力的天下中心。古代中国由于四周有高原、雪山、沙漠、大海的阻隔，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封闭的地理单元，它大体上同今天中国国境范围差不多。这个地理单元与外部交往不便，相对比较闭塞，但在它的内部却存在着各地之间彼此沟通的条件。在诸多强有力因素的作用下，中国逐渐出现了统一大国的发展趋势。然而，既要走统一大国的路，那就要有一个绝对的中心来控制、来管理整个国家。“中国”也罢，“中华”也罢，首先就是一个“中”字，中国古人特别强调这个“中”，中国哲学的基础是“中庸之道”，而整个中华文明从哲学基础到政治理念，都是先讲“中”后讲“华”，并以这个“中”为核心来指导一切行为与实践的；中国的文化是典型的“中心至上”，所以在中国出现一个能代表各方面的绝对中心是必然的。回顾历史，可以这样说，国家越大，对这个中心的要求就越高，而这个中心的重要性首先就体现在它的地理位置上。与国外先有城市、后建首都的顺序不同，在中国往往是先选择合适的地理中心，然后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军事中心、政治中心，再后来才逐渐变为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的。从历史实践看，西周时的丰镐二京、秦都咸阳、汉都长安城、隋大兴城（即之后的唐长安城）这些著名的都城，都是先确定位置，然后平地起城，在一个小村庄甚或一片废墟、一片农田的基础上建成超级大都会的。这种现象说奇怪也不怪，因为在中国一向是政治、军事占绝对主导地位，并不是把某个城市是否繁华作为选择首都的首要条件。而在交通不发达、资讯传递比较困难的古代，地理上的适中当然就是首都选择的前提条件之一。陕西到中国四面八方疆土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很早就被视为中国的中心，是最为理想的建都之地。就像车轮是绕着车轴转一样，让中国的一切围绕着陕西这个中心来运转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最合适的。后来的历史延续了古人最初的推想，陕西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作为中国各方面的中心，圆满地演绎着“中央帝国”的政治理想与“中庸”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理念。
我们这样说有没有科学根据呢？有。1994年在距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县嵯峨乡发现一个人工建造的巨大圆坑，口径260米，底径也有170米，深度竟达40米。它不象一般建筑高出地面，反而要向下挖出一个大坑，为什么呢？专家研究后认定，这就是汉代用来祭祀天地中央的祠堂天齐祠遗址，齐即“脐”，换句话说，这里就是古人确定的中国肚脐眼，也就是中国的中心。今天，我们有机会对古人选择的“肚脐眼”合理与否、古人的中心认识究竟对不对作一番验证。上世纪80年代，国家几大部门用现代科学办法测量中国的大地原点，也就是要找出中国大地的地质地理中心，然而，历时数载、动用多少人力物力和科技手段所找到的大地原点，正好就位于陕西省泾阳县永乐镇，距离古都长安（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会西安）不到二十公里，而距离古人心目中的大地原点，即这个天齐祠也只有二十公里，古都长安、天齐祠、中国大地原点，三者构成一个每边只有二十几公里的三角形，这个范围是很小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中心与现代中国的地质地理中心点几乎是完全是重合的！古代的道路里程都要以长安为起点起算，而今天在中国的各种测量、计量却都要以这个大地原点作为起始；同时，代表整个中国的“北京时间”无线电波，也是从设在陕西蒲城的省天文台长波发射台发射的，这样电波到达各地的时间会比较平均。出自同样考量、相类似的情况还很多，例如中国的国家卫星测控中心就设在陕西。现代与古代就这样出现了惊人的契合，这进一步肯定了陕西确实是中国的中心，而长安更是中心的中心，古人认识的正确性几乎达到完满的程度。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古人宏观认识与宏观把握的能力，我们再以这个天齐祠为起点作一番考察。从天齐祠拉一条直线正往南，正好从汉高祖刘邦的陵墓――长陵中央穿过，而再往南，又正对着世界名城汉长安城的中轴线。顺着这条中轴线继续往南，最后到达的就是秦岭脚下的子午峪口。我们知道，有一条在历史上很著名的道路连接关中与陕南，是关中与陕南之间最短的通道，因为大致呈南北方向，所以叫做子午道，它的北口就是这子午峪。天齐祠――汉长陵――长安城中轴线――子午峪，这一连串的点连接成中国古代人工勘定的最长建筑基线公里。如此超长的基线，其笔直的程度也让人咋舌，它的偏移误差经今天的科学验算，竟然只有万分之二十二！按照这条基线再延长，发现在陕南的西汉汉中郡，和位于今内蒙杭锦旗的朔方郡，以及其后的大夏都城统万城，都在同一条南北线公里。话说到这里，已经很显然了，古人不但确定了中国的中心点，而且从这个中心点开始，又拉出了一条笔直的超长基线，再沿着超长基线，经过缜密的测量与计算，在极大的地理范围内作整体的都城、帝陵、交通和州郡的规划布局！可以说，汉人的大局观与宏观意识真是出神入化、高深莫测。我们在惊异、感叹之余，应当知道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巧合，一种纯粹的偶然，而是古人凭直觉、凭经验，最终得到的感性之知与今天科学测量得出的理性之果，是能够完全吻合的。古人的这种高超的认知能力本身，也正是放眼全局、心怀天下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与精髓。
这里难度最大的是战略中心的确定。如果说，地理中心的测定凭一定测量手段就能得出的话，那战略中心的确定就需要知识、胸襟与气魄，需要过人的大局观。话说得远一点，中国古人有着惊人的宏观意识、全局观念，东汉末年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身居隆中草堂，就天下大势对刘备侃侃而谈，并对未来几十年中的形势演变、包括将会出现三国鼎立这样的大形势做出了准确的预测，对这一段谈话的记录就是后来被人们推崇至极的《隆中对》，这样出众的大局感即使放在世界历史上去考察也是无人可比的。然而在中国，像诸葛亮这样胸有全局的智慧之士却远不止他一个人。遍观史籍，这种宏观意识正是由中国的中心文化所造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放眼天下、胸怀全局”成为中国志士仁人修身立命的一种原则，人生的一种信条，并进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心理或民族个性。出自这一心理和信条，那些仁人志士在观察形势时的视角总是全方位的，总是以大局为重的。古人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反复实践与不断探索，认定陕西在中国不仅是位置适中，到四方的距离差不多，而且还是特别重要的战略中心，战略中心与地理中心是合二而一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东部的广大区域是主要的经济区，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之所在，供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而中国的西部幅员辽阔，则是关乎国家安全、民族生死存亡的国防区。它们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接合部？如果有，这个接合部在哪里？答案是有的，它就在陕西，就在古都长安这一带；另外，中国的北方是草原文化区，是草原民族、游牧民族驰骋纵横的用武之地，而中国其余的地方主要是农业文化区，又是农业民族大展宏图的历史舞台，那么，它们的接合部又在哪里？答案仍然是陕西，又是陕西正好位于它们的接合部。陕西这种身为东西向结合部、南北向接合部的状况迄今未变，今天陕西的北部依旧是半农半牧区，再往北就进入蒙古高原也就是草原与沙漠地带；而陕西的中部关中，则是中国最发达的农业区之一，今天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就在关中腹地的杨凌。越过秦岭到陕南，同样也是农业区，但那里种植水稻和亚热带作物，与关中地区是大不相同的。这样，站在陕西的中心关中环首四顾，映入眼帘的就是文化内涵截然不同的几大区域相毗邻，这种状况在别的地方是很难看得到的。站在陕西的大地上，特别容易产生“心怀天下，放眼全局”的宏观意识，产生一种报效国家与民族的使命感，这是古人的历史多次证明过的，同时也是陕西这地方不断诞生为国家、为民族而奋不顾身的仁人志士的深层次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