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世界历史的设计师：探寻全球历史》，编者：[美]肯尼思·柯蒂斯、杰里·本特利，译者：李俊姝，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我早期的生活没有特别指向学术界或者历史学。我的父母都在青少年时期逃离了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但是他们都喜欢阅读，并认为我的姐姐和我会上大学。就像我的很多男性同龄人，我出生于苏联发射人造卫星（Sputnik）之后一年，我受到鼓励去关注科学，最初我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在几位优秀教师的影响下（Pomeranz, 2013, 描述了其中一位），我发现我的兴趣转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然而我觉得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的政治运动所起到的作用更大。
我的高中第三年极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仍然惦记着自然科学的情况下，我在哥伦比亚的一个为“有天赋的”高中生举办的项目中参加了两次星期六物理课；它们当然很有趣，但没有让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使命。同一年，我参加了PSATs（Preliminary SAT）， 并 勾 选 同 意 了 所 谓 的“ 特 柳 赖 德 协 会 ”（Telluride Association）在我的成绩达到了他们的项目规定线时联系我。我从未听说过特柳赖德（Telluride），除了作为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城镇名称；参加这个协会项目有机会在落基山脉度过一个暑假听起来很棒。
这次勾选改变了我的生活。在长长的筛选过程结束后，我们中间有32个最终去了康奈尔大学，参加与大学举行的两场学术研讨会中的一场（就我而言，那场是关于美国政治理论），伴有一些其他的精心安排的活动，并在活动期间鼓励我互相学习——整个活动安排的十分紧凑，（我想每个晚上我大概睡5个小时。）这次经历给我打开了很多新的视野，其中有一些与本文相关。
首先，我了解到——如果我当时还有一些怀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富有挑战性，我的一些同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其次，我感觉到，我非常擅长这类事情，即使是在这个挑选出来的小群体里。最后（与前两者并非无关），我的大学志向改变了，也许我的职业抱负也变了。之前，我认为尽管我的成绩等级和SATs（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验）都很高，但是资金方面的原因意味着我极有可能进入一所纽约州立大学。（我父亲是一名排字机印刷工，这个领域的工作机会正在消失。他的工会最终达成了协议，为他的同行们提供保护，但这在后来才实现。）现在我有一些新的朋友，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地，就像事实所证明的）我们都将去精英大学。该项目也是我第一次（除了参加那些哥伦比亚的物理讲座之外）与职业学者接触，以及与一些来自学术家庭的同辈人交流；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看似很有吸引力。当特柳赖德协会在他们为康奈尔大学生开设的项目中给我——同时还有一些暑假时认识的朋友——一个小机会（包括部分奖学金）时，我抓住了这个机会，于是我的大学时光在一所大型研究型大学里的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小群体中度过。
我在康奈尔大学上了很多历史课，但是没有计划一定要成为历史学家，一直到非常晚的时候。当然，我对成为“一名世界历史学家”完全没有概念，或者甚至完全没有感觉到存在着这样的人。我的课程都属于国别史，除了两门属于我们现在会称为早期现代欧洲的课。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建构一幅大的图景，我当时认为这幅图景的形成是通过把具体时空下关于上层阶级的相对细节的各种图画编织成某种马赛克。我从未学习过低年级的“文明”概况，但那是因为其他课程看起来更加有挑战性，不是因为我对具体化“文明”过程中的问题有任何批判意见，即使是不成熟的意见：即把我们为自己的学术便利而发明的研究单元看成好像他们是真实的、标准一致的、有着清晰边界的实体。我确实记得从一位研究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约翰· 纳吉米（John Najemy）那里听过一部分这样的批判。但是他的观点，如果我记得准确的话，是关于过度高调的“从柏拉图到北约”叙事在思想意识上的危险性，而不是从认识论上论证把任何“文明”看成好似独立地穿过历史的一个单元的危险性。本科同学丹· 西格尔（Dan Segal）——仍然对我有主要的学术影响，他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同时，他也论证了具体化国家或者文明传统的危险性，但是我基本上将之理解为对粗略的“西方和其余地区”二元论的警告，也许是呼吁微观层面的“深描”。（丹是人类学专业。）如果说的是人们有可能采用比一个“文明”更大的单元来代替或者补充——整个世界，或者类似于马歇尔· 霍奇森的非欧亚共生圈（Afro-Eurasian ecumene）——研究对象，从“上层”批判文明模式，那么我错过了这个看法。
就我获得了一种更加全球的研究方法的种子而言，极有可能来自学习当时被称作外国关系史的内容。这里，我遇到了一个真正地启发灵感的教师沃尔特· 拉夫伯（Walter-LaFeber），从他身上我学习到了很多。但不论什么原因，这也没有让我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学习美国的外交关系让我想到有可能去政府部门工作，这个念头没有超过大约1980年，当时美国正值右倾转向，但是当我思考选择历史学家作为职业生涯时，更加感兴趣的是研究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当时国际史开始变得不太关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关注其他种类的跨边界互动，不过我对这些一无所知。（即使在这个宽泛的国际史内部，比起小农或者拿日工资的劳动力，非国家的研究对象更有可能是知识分子、基金会官员、商人或者传教士。）研究社会和政治运动，或者经济发展，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85）的话来说，普通人如何“度过大变革”的方方面面。这种研究方向对于我来说似乎更有意思；考虑到我已经熟悉的历史和语言，而研究的时间/ 地点自然是现代欧洲。到我大四时的秋天，我在申请研究生学院，想着研究19或者20世纪的法国或者德国历史。（我也想着申请法学院，这看似更加实用，但当我没让自己去登记参加LSAT[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时，我才看清自己真正的偏好。）
然后一些事情和人出现了。人指的是舍曼·科克伦（Sherman Cochran），他让我进入了他的研究生/ 大四本科生关于中国历史的研讨班，尽管我没有任何背景，他的课程很可能是我所学过的最好的一门课（尽管有很多竞争者），并在我思考一个本没有期望问出来的问题时，他提供了好的建议：“如果你这么喜欢学习这些内容，实际上有这样做的工作机会……” 我解释了我对研究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但是已经在邮件的申请书上说我想要研究现代欧洲史，他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给我提供了一份书单。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真的在空余时间和暑假期间阅读了这些书，这会证明我的兴趣不仅仅是一时的兴致；如果我在本科时的历史专业关注东亚，这也会告诉我将应该达到什么水平，除了不具备语言技能。到那时我能够敲开居住在那里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房门并听取建议。
我遵循了这个建议，选择了耶鲁大学的研究生院，并敲开了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房门。他解释道，他讲授了为期一年的研究生课程，不要求中文的语言技能；如果我确实在这方面足够好，有可能在暑假期间我弥补语言时会得到资金支持。我努力学习，史景迁老师对于我在知识上的缺漏以及喜欢过早下结论的缺点予以了极大的宽容，我从中获益良多。到了春天，我担当了他的大型讲座课程的一名助教，感觉越来越了解这个领域（不过，我希望保留选择余地，同时需要使用一手文献做至少一个研究论文，所以我也在继续研究20世纪的德国）。暑假时我开始学习中文，下定决心把我的中文学得好到足以谋生，虽然我的声调永远不会赢得任何奖项。又过了一年半——此时我差不多在阅读现代汉语，不再在房间里沮丧地乱扔文言文的文本——我正式把我的专业领域换到了“大约1600—1949年期间的中国”。
这个决定包含了很多考虑，只有某些方面能够稍加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我只是好奇中国是如何与众不同，以及如何相同。不像世界上的一些地区，长久以来中国有着易于识别的政府机构、大型城镇、私有财产、普及的读写能力以及其他特点，这些在西方历史上也是熟悉的，但是中国的历史还是相当不同于我曾经学习过的其他地方。如果要解释那时看似最突出的差异之处——一场农民革命建设了一个20世纪的国家和集体主义社会——意味着要说明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似乎非常适合对从下而上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从更一般的层面来看，相对稀少的学术文献（特别是英语文献）至少是既有吸引力，也同样是不利条件：这意味着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也不需要为了避免与其他人的工作重复而选择一个狭窄的话题。
北京的明清档案1979年起对美国人开放，所以到20世纪80年代时，外国学者能够以“正常的”、专业认可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但是该领域也激发了冒险精神。80年代初期，仍然非常不确定的社会状态显示出了历史如何在当代展开的迹象，甚至有迹象看到一些东西，可能成为其他地方的榜样；这也非常有吸引力，我有了一些想法（尽管是模糊的），是关于如何能把研究和讲授中国历史与见证（甚至参与）其当前的转型联系起来。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作为20世纪中叶德国难民的孩子，我想我也在潜意识中想要更多区分开个人历史和任何我会以职业方式研究的历史。我父母的亲身经历让他们很少批判美国，而我成长在尼克松总统和里根总统之间的年代，这使得我又增加了去研究世界上有极大差异的地方的动机。我还没有想要放弃我对欧洲（或者美国）历史的兴趣。我告诉自己，操着地道的英语，会一些法语和德语，并且已经学习了一些研究生层次的历史课程，我有一天能够回来并“做一些比较研究”；但是如果我没有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学习中文和日文，我不太可能在后来会学习这两门语言。回顾往昔，我在世界历史领域的职业生涯的各种因素联合起来的时候，“历史学”和“世界”似乎还没有太多相互联系。跨越国家、甚至大陆界限的研究似乎更多属于政治科学家的职责范围，其中大部分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于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我妻子是一名政治科学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去了法学院，与她的对话证实该领域在整体上进一步远离了那些我认为令人信服的研究方法。）彼时，历史学家看似在深入钻研更狭窄的地理区域。
我所完成的那篇论文的标题当然属于这个模式。该文考察的是中国北部围绕着大运河（Grand Canal）的一个区域——在几个世纪期间大运河都是北京与中国位于长江流域的经济腹地之间的主要运输线——在大运河衰败和避开“我研究的”区域修建铁路的时期。我所选择的话题不回答任何单一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与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问题似乎都有交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间，乡村生活水平正在发生什么变化？阶级关系和乡村社会结构是如何变化的？政治权力——像村庄层面一直在实施的——和流行观念如何影响了经济行为？不管怎样，帝国主义或者对外交往对居住在农村的人有很大影响吗？这些问题中有哪个有助于解释中国革命？因为我所研究区域的中心位于大运河和黄河的交汇处，这些问题很快与关于该区域的环境史问题联系起来。这时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几乎不存在。
正如我很快发现的那样，即使是因为不在海岸边而选择的一个区域，也已经有很多外国游客，我发现他们的作品非常有用。但是我所研究的问题大部分仍然处于中国史学的框架内。理论上的影响基本来自外部的汉学：最重要的理论影响一方面来自年鉴学派，另一方面来自查尔斯· 蒂利关于国家、市场和大众抗议的作品（1972，1975，1979，1985，1990 ；Tilly, Tilly, and Tilly, 1985）。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书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空间结构的文章，他的研究以中心地理论为视角，分析本土化营销网络（1964—1965，1971, 1977a, b）为出发点，极其有影响力，同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参与其中，当时我在努力理解“核心”和“边缘”地区的发展如何相互影响。
就像很多写论文的人一样，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关注树木、同时却不太确定森林的规模。无论正确与否，我清楚地记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恍然大悟”的时刻。按照虔诚的布罗代尔式的做法，我坚信需要把生态背景放在第一位，我的“第一章”写了185页，描述该地区水路的变化。尽管我知道这章太长了，但是有很多内容要说。就在我研究的时期开始之前，黄河河口移动了几乎300英里，同时内战和外国入侵迫使清王朝重新思考他们的政治和经济重点；随之而来的是在新秩序下关于水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长年的政治活动。所以当史景迁教授注意到我给他的内容不一定是开头的章节时，我灵光乍现。我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环境如何成为人类选择的结果，不仅仅是他们的背景；影响这些选择的逻辑随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和客观背景两者的变动发生了巨大变化。事实正在证明，我的同行们试图书写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与“全球语境中的中国历史”无法分割，不过我尚且还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