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已四十周年，这场有十几亿人、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进行的伟大变革历四十年而仍未完成，足见其工程之巨大、成就之辉煌、困难之艰巨、历程之曲折。这场伟大的变革的开端，与思想、观念、文化的解放开放密不可分。
四十年后的今天，说起当年消冰化雪的思想解放，人们必会提到“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库”和“走向世界丛书”这四套丛书。确实，这几套丛书的启蒙作用，大有二百多年前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意味。
这四套丛书，有三套都是翻译外国学术著作，是为介绍“新知”。犹如大门突开，哪怕只是窄窄一条缝，于封闭中急涌一股新鲜空气，于暗昧中使人开始探望外部世界。
启蒙，当然是接受新知识新观念。然而“走向世界丛书”却“反其道而行之”，将百年前自家的“古董旧物”翻了出来，当属不折不扣、完完全全的“旧知”。“旧知”而能与“新知”并列，成为使人接受新知识、新观念的启蒙经典之一，不能不啧啧称奇。
“旧知”成为“新知”，只因“旧知”陈封、雪藏太久，完全被遗忘，经“走向世界丛书”百年后发掘才重新浮出水面，见证了百年前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成为具有启蒙作用的新知。确实，正值国门初开、艰难走向世界之时，“走向世界”使人恍然大悟，今天的困惑、曲折、艰巨，竟与一百多年前颇为相似，形成一种时间倒置的启蒙。
近四十年的时期，“走向世界丛书”仍在出版，仍受到读者的欢迎与好评；已经出版的，也常读常新，依然引人深思。在这套丛书中，1983年出版的罗森等著《早期日本游记五种》，薄薄一册，只十二万字，且是五人的合集，并不引人注意。然而细读此书，才发现罗森竟然是1854年美国“黑船”迫使日本开国的一个见证者，甚至起了一定作用。
1854年2月11日，从香港启航的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准将率领舰队在半年后再次来到日本江户海面。这次有七艘军舰，炮火强大。3月8日，幕府与佩里在横滨开始谈判；3月21日，双方达到协议，签署了两国亲善条约，即《神奈川条约》。幕府几乎接受了佩里提出的全部要求，开放下田和箱馆两处港口，向美国船只提供淡水、食品和煤炭，双方应为流民提供救助，日本承认美国在下田设立领事馆的权利。此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跟进，日本的锁国时代正式结束。
佩里舰队此番到日本再次的“叩关”之行，除了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随行担任翻译外，还有一位中国人、卫三畏的好友罗森。卫三畏与罗森是全舰队仅有的两个会汉语的人，这次与日本的“对话”，主要靠此二人与日方彼此书写汉字交流。罗森是广东人，长期在香港以教授汉语为业，结识不少西方人，与畏三卫结为好友。正是畏三卫的推荐，罗森此次以翻译助理的身份随行，起了重要翻译作用。在日本期间，日本官员、文人、学者、僧侣对这位中国人非常感兴趣，纷纷与他交往，很多人与他唱和汉诗，互赠书画，更多的人则请他题字、写扇面，更主要的是通过笔谈，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信息。
此时正是太平天国所向披靡之时，起于草莽的太平天国势如破竹、大清王朝的军队却节节败退，也让日本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此前，有关太平天国的消息零零星星，大多错误。从传说中，多数人甚至以为太平军是明朱后人，是“反清复明”。
与罗森的短暂交往，他们才知道太平天国原来与朱家无关，而与基督教关系密切。罗森是广东人，对太平天国多有了解，便将自己平日记述有关太平天国的小册子及应对之策借给日本朋友，日本人立即转抄，马就就有多种版本问世，有的题为《南京纪事》，有的题为《满清纪事》。对明治维新起了重要作用的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在狱中得到朋友送来此书抄本，译成日文，名为《清国咸丰乱记》。
日本各界对太平天国反应不一，否定、批判的不少，同情赞扬的也不少。吉田松阴认为洪秀全等是“中华人”，率“中华人”攻满洲，其名可谓正。但满清王朝早是“一统天子”，奉王命讨贼，也是正统。究竟谁是正统？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当初满清攻占中原后，如果洪秀全等人一直不薙发，坚持不成为清王朝的臣民仍奉明代崇祯为正朔，则此时反清堪称正统。
然而洪秀全等人并非如此，起事之前奉清王朝为正朔，食其粮践其地，所以此时其反清并非正统，满清讨贼就是正当的。由此，他把中日作了对比，认为中国王朝经常更替，正统也就混乱莫名，而日本天皇皇统绵绵，与天壤无穷，一直是唯一的正统，“王政复古”真正符合“正统”。二十余年后，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标志明治维新的开始。
佩里舰队这次在前往日本的途中，又在琉球短暂停留。不知是卫三畏还是罗森，因为整个舰队只有他们二人懂中文，将创刊不久的中文杂志《遐迩贯珍》二册送给当地人。《遐迩贯珍》是1853年8月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hurst）在香港创办发行的中文杂志。“遐迩”是“远近”之意，创刊号的题词有两首五言诗，其中写道：“创论通遐迩，宏词贯古今。”“妙解醒尘目，良工费苦心。吾儒稽古今，赖尔作南针。”
很明显，杂志的宗旨就是贯通域外过去与现代知识为主，启蒙中国儒林士人。译有伊索寓言等古代知识，更主要是介绍大量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当时的国际形势新变化，最近发生的新闻。从土耳其现状、瑞典现状、美国黄金产量、旧金山社会教育、克里米亚战争等等等等，无怪乎后来有研究者将其称为当时中文世界最迅速、最全面的世界信息总汇。杂志也有中国报道，除了各种香港新闻外，就是对太平天国的报道、对清军与太平军的战况报道迅速准确。这两本杂志，马上由琉球传到日本，引起了幕府的高度重视，将其复刻，要高官阅读，民间读书人也非常重视这本杂志，吉田松阴、桥本左内等都高度赞称，并推介他人阅读。随后一些年，日本一直重视《遐迩贯珍》。
随佩里舰队到日本“叩关”返港后，罗森将访日见闻以“日本日记”为名，交《遐迩贯珍》从1854年11月号起连载。1856年这本杂志停刊，但此前的旧刊仍是随后一些年日本的搜求对象。然而，这本创刊于中国香港、为日本所重视的中文杂志，在中国却不被重视，尤其不被掌握话语权的儒家士子、官员所看重，罗森的“日本日记”更被忽略。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只有七八千字的简略日记，却记载了将使中国国运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如果说罗森确是无名之辈，日记只是无人理睬而已，那清王朝、更准确说是千百年来中国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的日记，则惹大祸上身。
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总理衙门的要求，郭嵩焘将自己在西方的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 ，1877年春由总理衙门刊印出版。将“走向世界”丛书中收入的郭氏《伦敦与巴黎日记》与《使西纪程》相较，可看出后者有文字上的些微改动，抺去了一些棱角。
但由于此书基调是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
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国被列强侵略，郭书中却指出它们有长处，“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内外臣工“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但今日郭嵩焘的言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
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 “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
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 能知洋情, 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 不知洋情, 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 而遂以是大招物议, 为语及详情, 不乐, 诟毁之。”但奕䜣、李鸿章等却对郭表示支持，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总理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走向世界丛书”主编钟叔河先生曾专门撰文论述郭嵩焘及其《使西纪程》，对于郭氏的思想推崇备至，对他的命运感叹不已。他沉痛深郁地说，自己“深为郭氏孤独的先行者的精神所感动，谬托知己，辄撰本文，如有不当，着依《使西纪程》之例，毁板可也”。
由于禁止了解外部世界，清政府终于付出巨大代价。甲午战争前，对正在迅速变化的日本，仍只有零星的了解，且不为人重视。
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向为中国轻视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
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日本国志》当然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思想资源，1896年，梁启超为《日本国志》写的后序开篇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而今天因黄遵宪的书才知道日本、才知道日本强大的原因。
但他也“懑愤”责备黄说，他“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迟不出版，使中国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为鉴、不以日本为祸患、没有准备、没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结果，人们才知道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1877年秋，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这十年，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名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而中国对现在的日本基本不了解。《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明言这本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出版此书。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总理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总理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总理衙门推荐出版。
总理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遵宪在呈李鸿章禀中开篇就引多年前总理衙门奏定出使章程时要求“东西洋出使大臣，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以资考证”的规定。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总理衙门，并作了推荐。李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精深考，于彼国政法从西原委，订正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医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他认为这部书对日本的“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朝鲜国记》相提并论，且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但总理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总理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张之洞还将此书与总理衙门几年前印行的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略作比较，认为互有短长，“二书皆有用之作”，但“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实为出使自本者必不可少之书，自应代为咨呈，以备查核。”然而，此书仍未获总理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总理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总理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十年前郭嵩焘《使西纪程》被禁毁，就是教训，所以总理衙门根本不敢出如实描述日本飞速进步、强大的书。事实也证明总理衙门判断准确，1890年，即李、张转黄遵宪书一年之后，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朝廷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总理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四十年来，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此套丛书出版已近百种，仅上述三种就意义深远，若细细研读这如厚壁矗立的百种大作，各种收获、启发岂可胜数！四十年来，此套丛书对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对现实的思想解放又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对今天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如何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仍有深远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确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