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时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庆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自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工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庆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踌躇满志。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篙倒台后，徐防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已，后发生嫌隙。高措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展开全部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汉族。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但最后还是死于自己的法。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近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败魏国公子昂将军，魏割河西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设连坐之法，制定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秦国贵族多怨。赵良劝说商君积怨太深，宜“归十五都，灌园于鄙”、“不贪商、于之富，不宠秦国之教”，商鞅不听。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嬴驷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谋反，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结果因未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毙”；欲逃往魏国，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帅，亦不愿收留。后来商鞅回到商邑，发邑兵北出击郑国，秦国发兵讨之，杀鞅于郑国黾池，死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于彤，灭商君之族。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在没有宰相的朝代，在当时最庞大的帝国，管理最臃肿的文官系统。内有皇帝多年不上朝，奸臣父子如狼似虎；外有倭寇常年袭边。
身为内阁首辅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可神宗前期，张居正主政时期，中国明王朝可以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啊。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在这时期。
纵观历史的长河，最有作为的宰相，我认为是被列宁称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可以看一本民国学者的书《王安石传》，写得非常好。
王安石简介 (1021～1086)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 （今属江西）人。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谥文，又称 王文公。 生平 王安石自幼随做地方官的父亲王益转徙于新 淦、庐陵、新繁、韶州等地，至景□四年（1037），全 家始定居于江宁。早年的播迁生活，使他较为广泛地接 触到社会的贫困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心哀此黔首” （《感事》）的感情。他“少好读书”（《宋史·王安 石传》）,“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 《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答曾子固书》)。年十七、八,即以稷、契自命:“才 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忆昨诗示诸外 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志趣。庆历二年(1042)登杨□ 榜进士第,签书淮南判官。庆历年(1047)调知鄞县,便着 手兴修水利,贷谷与民,受到人民爱戴。嘉□元年(1056) 为群牧判官,后历官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三司度支 判官、知制诰等。任度支判官时,受同僚宋敏求委托,在 家藏唐人诗集的基础上编《唐百家诗选》。神宗即位， 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 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青苗、 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等新法，使国力有所增 强。因遭到反变法派的猛烈攻击，于熙宁七年(1074)罢 相，次年复拜相，进《三经新义》，立于学官。熙宁九 年(1076)再次辞去相位，退居江宁，潜心于学术研究和 诗歌创作。元□元年(1086)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 石忧愤病死。王安石事迹，见《宋史》本传、《续资治 通鉴长编》、《宋诗纪事》、《宋人轶事汇编》、《宋 稗类钞》等。 文学主张与创作 王安石是欧阳修倡导的北宋诗文 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早在庆历三年（1043），他就 抨击西昆派的代表人物杨亿、刘筠“以其文词染当世， 学者迷其端原”，批判他们的文风“无文章黼黻之序” （《张刑部诗序》）。后来他的文学观随着变法思想的 形成而明显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他的文学主张的 核心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 于世”(《上人书》)。但不否定修辞技巧的作用：“容 （形式美）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同前）。他 的文学创作正是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创作以论说文 的成就最为突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①直接向皇帝陈 述政见的奏议。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北宋中 叶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法先王之意，主 张“改易更革”；《本朝百年无事□子》系统地阐述仁 宗在位41年间的政治措施的得失，劝勉神宗革除“因循 末俗之弊”。这类文章具有组织严密，析理精微，措词 大胆切直而又很有分寸、语气诚敬干脆而又富于鼓动性 等特点。尤其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万言，体 大思精,近人梁启超以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贾谊 《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王荆公》第21章）。② 是针砭现实的杂文。如《原过》、《使医》，短小精悍， 巧于用比；《兴贤》、《委任》，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 逻辑性很强；《闵习》、《知人》批判世人溺于旧习和 君主不能识贤,笔锋锐利,寄慨深远。③是人物论和史评。 如《子贡》、《鲧说》、《伯夷》、《读〈江南录〉》、 《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一反传统 之见，发前人所未发，储欣以为能“希风《史记》论赞， 奇美特绝”（《临川全集录》卷二）。其中《读〈孟尝 君传〉》全文不足百字，而抑扬吞吐，胜意迭出，尤为 短文中的杰作。④书序和信札及其他。如《周礼义序》、 《诗义序》等，在学术见解中体现了他反传统的政治态 度，即苏轼所谓“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王 安石赠太傅》）；行文则“简而能庄”（沈德潜《唐宋 八家文钞》卷三十），字字着力。《答司马谏议书》驳 司马光对新法的非难，逻辑严密；《答吕吉甫书》以释 憾解怨的态度作绝交书，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表现出了 磊落的胸怀。 记叙文在王安石的散文中占有较大比重。人物传记 如《先大夫述》，运用朴实的语言记叙其父王益居官清 廉正直。着墨不多,而给人的印象较为鲜明。《伤仲永》 写仲永因后天不学终于由神童沦为常人的可悲经历，申 述劝学之旨，题材很典型。墓志碑文，为数甚多，通常 是概括叙写墓主生平、历官、品格，文笔简妙老洁，偶 尔插入几则生动故事,显得重点突出,亲切感人。如《给 事中赠尚书工部侍郎孔公墓志铭》写孔道辅不好鬼神□ 祥，举笏击杀妖蛇事，寥寥几笔，勾勒了一个无神论者 的形象。游记如《游褒禅山记》，“借题写己，深情高 致，穷工极妙”（《御选唐宋文醇》卷五十八引李光地 语）。 一般说来，王安石的记叙散文不重写景状物、铺陈 点染，而属意于借端说理、载道见志，因而某些作品显 得形象性不足。 抒情文以祭文为多。用四言韵语写的，如《祭束向 元道文》、《祭范颍州仲淹文》等，辞语古朴，情意真 挚，颇有感染力；用杂言韵文写的，如《祭欧阳文忠公 文》，高度赞扬欧阳修的文学成就和道德情操，词清韵 幽，感激□欷，在当时各家所写的欧阳修祭文中，最为 杰出。但某些替人代做及纯属应酬性质的祭文则未能免 俗。赠序中也有抒情文，如《同学一首别子固》，抒写 朋友间相警相慰之意，唱叹有情，婉转深厚。 王安石早年为文主要师法孟子和韩愈。欧阳修指点 他说：“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自此以后，文思开廓。他兼 取韩非的峭厉，荀子的富丽和扬雄的简古,融会贯通,形 成峭刻幽远、雄健刚直、简丽自然的独特风格。吴德旋 说:“古来博洽而不为积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初 月楼古文绪论》），指出了他能够博取众美的长处。今 人朱自清说：“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经 典常谈·文第十三》），指出了他的散文与欧阳修、苏 轼的区别。 王安石的诗歌，不仅数量多，有1500余首，而且很 有特色,自成一家。退居江宁以前所写的诗歌,多数属于 政治诗。他把自己长期观察、分析社会现实的感受和渴 望济世匡俗的抱负写进诗里，主要有《感事》、《河北 民》、《收盐》、《酬王詹叔奉使江东访茶利害见寄》、 《发廪》、《兼并》、《省兵》、《读诏书》、《次韵 和甫咏雪》等。这些作品,密切联系现实人生,内容比较 充实；而在艺术上，一般存在着议论过多、形象不够丰 满、语言较为生硬等缺点。如《兼并》诗，洪迈即认为 “其语绝不工”(《容斋诗话》卷三)。执政以后，推行 新法,当遭到反变法派的攻击时,他写了《众人》、《赐 也》、《王章》、《即事六首》之二、《孤桐》等诗进 行回击，表现出对于推行新法毫不动摇的意志。 王安石是一位爱国诗人，抒发爱国感情的诗篇在他 的政治诗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入塞》、《送赵学士陕 西提刑》、《西帅》、《阴山画虎图》、《次韵元厚之 平戎庆捷》等，是这类诗中的代表作。以咏史和怀古为 题材的诗篇中也颇有传诵之作。如《商鞅》、《宰□》、 《韩信》、《范增二首》、《贾生》等都有感而发,寓意 深刻,李东阳以为“极有笔力当别用一具眼观之”(《怀 麓堂诗话》)。历来脍炙人口的《明妃曲》两首,由细致 的刻画与精妙的议论结合而成，在令人同情的王昭君的 形象上寄托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触,黄庭坚以为“可与李 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引)。 王安石还写了大量羁旅、登临、酬赠、悼友之作，其中 如《旅思》、《登飞来峰》、《题西太一宫壁》、《别 孙莘老》、《送程公□守洪州》、《寄王逢原》、《思 王逢原三首》等都是难得的佳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铺 排典故成语的客套虚文，艺术价值不高。 王安石在退居江宁以后的10年中，思想上十分矛盾。 一方面，他继续关心新法，写作歌颂新法成效的诗篇。 《歌元丰五首》、《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等 描绘人民在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虽不无溢美之处,但 可见他对神宗继续推行新法仍然热情支持。他曲折言志， 著名的《北陂杏花》诗的最后两句“纵被春风吹作雪， 绝胜南陌碾成尘”,陈衍以为“恰是自己身分”(《宋诗 精华录》卷二)。其他如《杖藜》、《梅花》、《独山梅 花》、《望夫石》、《鸱》等，都表现他未能忘怀政治， 不肯超然物外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由于神宗对推行 新法愈来愈动摇,王安石的处境愈来愈困难,他不得不借 助佛理来解脱自己的精神苦闷。《示宝觉三首》、《示 无著上人》、《寓言三首》、《拟寒山拾得二十首》等， 都表明他离开世情愈来愈远。此外,他寄情山水,陶冶性 情，写了大量山水田园诗。其中如《南浦》、《染云》、 《书湖阴先生壁》、《江上》、《北山》、《泊船瓜洲》 等都是古今公认的佳作。 王安石集句诗数量较多，有的比较自然。在他的提 倡下,这种特殊的诗体在宋代有了发展。故严羽说:“集 句惟荆公最长。”（《沧浪诗话》）
王安石前后期的诗风有很大不同。前期主要学习杜 甫关心政治，同情人民疾苦的精神，《杜甫画像》充分 说明了他对杜甫的倾倒。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热 情饱满。在艺术上，近体多仿杜诗句法，古体则明显地 吸取韩愈诗歌的健拔雄奇、多用议论的特色，具有劲峭 雄直之气。但如《读墨》一类诗作,“终篇皆如散文,但 加押韵”（《王荆文公诗笺注》引李郛语），助长了宋 诗议论枯燥的缺点。后期诗作，在艺术上走着杜甫“老 去渐于诗律细”的路子，在对仗、典故、格律上精益求 精；又吸收了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进一步增强了艺术 美。叶梦得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 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 率排比处”(《石林诗话》卷上)，吴之振说他“遣情世 外，其悲壮即寓闲澹之中”(《宋诗钞·临川诗钞序》)， 都比较恰当地指出他后期诗歌的艺术特征。严羽称王安 石的诗歌为“王荆公体”(《沧浪诗话》)，主要指其后 期诗风而言。也有人对王安石后期诗过多地搬弄典故和 讲究技巧表示不满，如陈师道说他“伤工”（《王直方 诗话》引）,叶□说他“徒有纤弱”(《习学纪言序目》 卷四十七),赵翼说他几首属对精切的诗“皆字面上求工， 而气已恹恹不振”(《瓯北诗话》卷十一)。不过总的来 说，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在扫清西昆影响、开创宋诗局面 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他评张籍乐府诗的名言“看 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包含着自己的创作甘苦，给后世诗人以深刻启发，黄庭 坚、杨万里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但他有时爱炼涩拙之句， 押逼仄之韵，用冷僻之典，开启了江西诗派追求险韵硬 语等形式技巧的不良风气。 王安石的词作数量不多，艺术性却比较高。〔千秋 岁引〕《别馆寒砧》词“意致清迥”（《蓼园词选》）； 〔桂枝香〕《金陵怀古》足堪“颉颃清真、稼轩”（《艺 蘅馆词选》），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 作品集与版本 王安石的诗文，宋徽宗时由薛昂等 人编纂成集，早已散佚。传世的有两种：一种是《临川 先生文集》，通行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应云□刻本及 嘉靖三十九年何中丞刻本，都是100卷,源于南宋绍兴年 间詹大和刻本，即所谓临川本。另一种是南宋龙舒刻本 《王文公文集》,也是100卷、但篇目、编次与临川本不 同，且只剩两个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临 川先生文集》，以临川本为底本，参校其他各善本而成。 集末附日本岛田翰从残本《王文公文集》中辑得的47篇 佚诗、佚文作为《补遗》。这是目前较完善的王安石全 集。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又得龙舒本的两个残本 合刻，去其重复，配成完整的《王文公文集》。已赞过已踩过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评论收起
姬旦，又名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史称周公。是西周初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周公是周武王姬发的母弟。他在周灭商之战中，“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灭商2年后，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谋害成王，篡夺王位。周公闻言，便对太公望和召公奭说：“我所以不顾个人得失而承担摄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稳。如果江山变乱，生民涂炭，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和武王对我的重托呢?”周公又对将要袭其爵，而到鲁国封地居住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论身份地位，在国中是很高的了。但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要骄狂无忌。”
不久，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奉成王命，率师东征。经3年的艰苦作战，终于讨平了叛乱，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了大批商朝贵族，同时斩杀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周公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成王把国都迁到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派召公爽在洛邑驻兵8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另外，周公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故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建都洛邑后，周公开始实行封邦建国的方针。他先后建置71个封国，把武王15个兄弟和16个功臣，封到封国去做诸侯，以作为捍卫王室的屏藩。另外在封国内普遍推行井田制，将土地统一规划，巩固和加强了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还“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在殷商时，君位的继承多半是兄终弟及，传位不定。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即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还制定子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
周公摄政6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乏，北面就臣位”。
周公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年老病终前，他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不久辞世。
在周文王时，他就很孝顺，仁爱，辅佐武王伐纣，封於鲁。周公没有到封国去而是留在王朝，辅佐武王，为周安定社会，建立制度，武王崩，又佐成王摄政，新建立的周王朝面临著严重的困难，商朝旧贵族们准备复辟，而周公辅政，又有违於王位世袭制中父死子继的原则，引起周室集团内部的矛盾。结果残馀势力即与周室内部的反叛势力勾结起来，他们的代表是纣王子武庚与「三监」管叔，蔡叔等人。结果周公东征平定三叔之乱，灭五十国，奠定东南，归而制礼作乐，周公惟恐失去天下贤人，洗一次头时，曾多回握著尚未梳理的头发；吃一顿饭时，亦数次吐出口中食物，迫不及待的去接待贤士。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典故。周公无唯不至地关怀年幼的成王，有一次，成王病得厉害，周公很焦急，就剪了自己的指甲沉到大河里，对河神祈祷说：「今成王还不懂事，有什麼错都是我的。如果要死，就让我死把。」成王果然病好了。周公摄政七年后，成王已经长大成人，于是周公归政於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
后来，有人在成王面前进谗言，周公害怕了，就逃到楚地躲避。不久，成王翻阅库府中收藏的文书，发现在自己生病时周公的祷辞，为周公忠心为国的品质感动得留下眼泪，立即派人将周公迎回来。周公回周以后，仍忠心为王朝操劳。周公辅佐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受成王冤屈以后，仍忠心耿耿，为周王朝的发展呕心沥血，直至逝世，终天下大治。。周公临终时要求把他葬在成周，以明不离开成王的意思。成王心怀谦让，把他葬在毕邑，在文王墓的旁边。以是对周公的无比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