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西这片黄土地， 我有着一种特殊的眷恋之情。
50 多年前， 我曾在这里第一次穿上八路军的军装， 并在贫瘠的晋西北， 与日寇血战了整整三个春秋。我的一些同学和老师， 许多人都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特别是我最敬爱的老师梁雷， 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后， 残暴的日寇竟将他的头颅砍下来， 悬挂在偏关的城门上。每当我回想过去的往事， 或看到一些描述师生情谊的文章， 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恩师。越是上了年纪， 这种感情就愈加撼动着我。多少年来， 我不止一次地想去偏关祭扫梁老师的坟墓， 但始终没有机会如愿。
今年年初， 我从第一线岗位上退了下来， 稍事安顿， 6月间便踏上了重访晋西北的路程。一路上经忻州、代县、宁武， 冒着黄尘、酷暑， 长途跋涉， 终于在7月1日黄昏之前， 赶到了偏关县城。
（一）
山西的偏关， 与雁门关、宁武关并称神州三关。黄河在其西侧的峡谷中蜿蜒而过， 隔河相望， 便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准格尔旗。县城周围群山环抱， 峰峦叠嶂，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围绕着三关险塞， 曾洒下多少英雄的血泪， 记载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史诗。
山西偏关
我无意去欣赏黄河峡谷中的落日余晖， 也无心去浏览这边关小城的新姿。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情， 驱使我茫然寻觅那些遗留至今的老墙旧舍、 古树残枝。我似乎觉得它们还该记得梁老师的音容笑貌，还该记得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和当年笼罩着这座山城的血雨腥风。
时光如九曲东去的滔滔黄河之水， 恍然间离梁老师牺牲的日子已经 55 年了。我也由一个年幼的中学生变成了满头霜雪的老人。历史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跨度里， 有多少风雨、多少悲欢、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如果梁老师还活在人间， 我们师生能在此重逢，那将是多么令人激动的情景啊！千言万语又怎能道尽那绵绵的离情、深深的思念。
那天晚上，我约请几位熟悉偏关抗战史的同志座谈，他们向我讲述了梁雷老师当年在偏关领导抗日直到牺牲的情景。许多过去未知的事实， 更增加了我对梁老师的怀念。谈到激动处我再也忍不住满眶热泪了。随行的同志们怕我太疲劳、太伤感， 再三劝我早点休息，可他们哪里知道，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已熬过了整整 55年。
夜很深了，窗外群星闪烁， 偏关小城万籁俱寂，我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梁老师的音容笑貌一直在眼前晃动， 耳边老听到他那激昂慷慨的声音。一股股难以压抑的热流涌上心头，往事如潮， 不停地在我脑际翻滚……
（二）
梁雷老师原名梁德谦，字雨田。出生在河南邓县梁家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自幼丧父， 是由母亲一手拉扯长大。家贫和母教，使这位穷人家的孩子自幼就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不但聪颖好学， 而且刻苦勤奋。当时军阀混战，社会极端黑暗，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苦不堪言。梁雷在黑暗中苦苦探求一条能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17岁便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他刚满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 年，梁雷由地下党组织介绍，来到我的家乡河南杞县， 在我就读的大同中学教书。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当年梁老师矮矮胖胖的身材， 浓眉大眼，有些少白头。平常老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衫，衣着很随便， 没有丝毫老师的架子。他教我们语文和史地，讲课极富吸引力，每讲到激动时便辅之以各种手势，讲到悲愤时，又几乎声泪俱下。他博学多才，讲课总喜欢古今中外， 旁征博引，课文外的内容，要比课文本身丰富精采得多。常常是下课的钟声打响了，同学们还都不愿梁老师走。课余时间，同学们把梁老师的小屋挤得满满的，总爱和他无拘无束地交谈。听他讲国际国内形势，讲抗日救国的责任，讲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梁老师是共产党员， 但感到他所讲的都是真理， 都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振聋发聩的声音。我们这些穷乡僻野的孩子， 都是从梁老师那儿得到启蒙， 开始树立革命理想的。
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残酷镇压一切抗日救亡运动，到处迫害进步民主人士，政治上的低气压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唯有我们杞县大同中学， 在梁雷等进步教师的领导下，各种抗日救亡运动能够蓬勃开展。同学们读进步书刊、唱革命歌曲，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成为莽莽中原少有的一块净土。正因为如此，学校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特务组织的监视和迫害。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形势更加紧张。我们两位进步教师， 先后被国民党秘密逮捕， 眼看着梁雷老师处境更加凶险，最后才不得不被迫离开学校。我还记得当梁老师含着热泪向我们告别的时候， 同学们紧紧围住梁老师，一片哭泣之声……其情景之动人，我至今难忘。
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校被迫停办，一批进步师生奔赴延安。我的下一年级的同学，在杞县沦陷后，几乎全部参加了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四师。许多同学都血洒疆场，牺牲在抗日前线。
1937年初夏，我在开封参加初中毕业会考， 在姚雪垠老师处意外地见到了梁雷老师。那时， 他正夜以继日地为抗日救亡运动奔忙。他热情地对我说：“我曾在报上看到了你写的《迎一九三七年》的文章， 写得很好，你说得对：‘1937年没有芬芳，没有花香，等待我们的将是弥漫全国的抗日烽火，将是决定民族生死存亡残酷的斗争！’”他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亡国亡族的危险关头，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每一个热血青年都要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他问我：“你打算干什么啊？”我说：“家里的意思还是想让我考高中。”他说：“能考上学念书固然很好，但你的家庭清贫，供得起你在开封上学吗 ？从现在的局势看，战事一起，这里恐怕也很难容得下一张书桌了。我马上就要到山西去了， 如果你上不了学，可以到山西去找我，也可以直接投奔延安……”
就这样，梁老师和我匆匆分手了，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一别，竟成了我们师生间的生死永诀……
（三）
1937 年底，我和4个同学按梁老师指引的道路，到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学兵队。经过几个月的集训，分配到山西岚县的一二〇师政治部宣传队工作 。当时，我曾多方打听梁雷老师的音信，得到的仅是他在雁北一带领导游击队同日寇作战，其他就再没有更详细的消息了。直到 1938年的夏天，才有同志突然对我说：“听说梁雷同志已在偏关牺牲了！”当时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怎奈接二连三的信息都说明这不幸的消息确是事实：梁老师不仅确已牺牲，而且死得英勇，死得壮烈。岚县距离偏关不算很远，我多想插翅飞往那里看个究竟啊， 但那时偏关已经沦陷敌手，在战争环境下又怎能离开部队单独行动呢？无尽的悲痛只好深埋在心底。也就是从那时起，偏关这两个字就像长在我心中的一根芒刺，什么时候一想到它，就感到隐隐作痛。
如今，我终于来到了偏关，对梁老师牺牲前后的情景，才有了比较真实详细的了解。
全面抗战爆发后，梁雷受党的委派到山西参加了牺盟会，被任命为牺盟总会雁门战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雁北 13县的游击司令。1937 年9月13日， 梁雷和他的战友率领 30 多人从太原赶赴雁北。他们一路走，一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当时晋西北一片荒凉，一片混乱。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和地方官员，在日寇未到之前，即纷纷弃城逃跑，一些汉奸、土匪和散兵游勇便乘机祸害人民。梁雷一方面积极组织游击队，一方面还要铲除镇压这些败类， 保护群众的利益。
有一次他们来到距敌人较近的平鲁县城，旧政府已经解体，县长携款潜逃。城内风声鹤唳， 人心惶惶。梁雷率队到来，给群众极大的鼓舞。人们奔走相告：“八路军抗日来了！”纷纷到城外欢迎。有几个老人见到梁雷就跪地不起， 流着眼泪说：“你们是来救我们来了！”
晋西北及雁北地区，素来地广人稀，生活极其贫苦，再加上气候严寒，兵荒马乱，使梁雷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有时候， 他们路过一些村庄， 十室九空，连一只狗也看不见。吃不上饭，睡不好觉更是经常现象。但梁雷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的乐观情绪，整天穿一身农民的衣服，乐呵呵地鼓舞大家抗战的信心。
9月下旬，日军开始向雁北逼近。梁雷便把雁北13县的抗日中心建在偏关县城。国民党的偏关县长逃跑了，他便成为偏关第一任共产党员县长。为了迅速地发展抗日武装， 他派遣大批抗日救亡工作队，化装成农民到雁北敌后农村去组织抗日游击队。临行前，梁雷总是一遍遍地叮嘱大家：“在敌后开展工作，首先要注意联系群众，多和穷苦农民交朋友，要向他们指明亡国奴不如丧家犬，不抗日没有活路。”
短短几个月，雁北13县就建立起13支抗日游击队，人数多的200多人，少的也有百余人。在群众支持和掩护下，他们勇敢地抗击了日伪军的进犯，并到处伺机袭击敌人。血与火的战事考验，使这些人民的武装逐步成长壮大起来。不久，就传来了朔县游击队连打胜仗的捷报，传来了右玉、平鲁两县游击队相继收复右玉和平鲁县城的喜讯。从此，晋西北抗日局面一下子打开了，抗日的烽火熊熊燃遍了雁北13县。
梁雷所在的偏关县，抗日活动开展得更是如火如荼。抗战歌声响入云霄，送夫送子参加游击队的络绎不绝。新组建的近千人的游击大队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偏关县在梁雷的领导下，不仅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和党的组织，而且还建立了战地动员委员会、农民救国会以及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组织。同时还创办一份报纸，报名“怒吼”两个字也是梁雷亲自题写的。这期间，梁老师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斗争中。他在一封给姚雪垠老师的信中豪迈地写道：“我正在这里导演一幕戏，背景是荒山加荒山，伴奏是枪声加炮声，演员是雁门关外13县的游击队员，演的是抗日健儿反击日伪军的武打戏。观众是四万万五千万不愿作奴隶的中华儿女！它比历史上杨家将镇守边关抗击番邦更加热闹壮烈， 更有意义。”又说：“天气越过越冷， 但我的血一天比一天热了。”在另一封信里他欣喜地讲到：“由于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人民自卫队增多，我们已二次收复了平鲁、收复了右玉，保卫了偏关。在雁北各县展开了大 规模的游击战，一直伸展到绥远的清水河及杀虎口外…… ”
1938年2月25日，日伪军2000余人进犯偏关。梁雷率各路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一二○师警备六团开展游击战，重创了日伪军，打退了敌人的进犯。三天以后，恼羞成怒的日寇又调集坂垣师团一部，分两路大军压境侵占了偏关县城。梁雷和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一方面组织群众疏散转移，坚壁清野；一方面把游击队主力拉到偏关南山，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这一年的3月18日，该是偏关历史、山西人民抗战史上值得记载的日子。这天凌晨，由于叛徒的出卖，日寇派精锐部队突袭梁雷所部的驻地柏家咀村。当时游击队主力均被梁雷调遣在外， 村里只有偏关县直机关干部和少数警卫战士。战斗来得那么突然，很多干部战士还在睡梦中。枪响以后，梁雷迅速冲出屋门，指挥战士抵抗已经进村的鬼子。在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 他一面指挥机关干部和群众突围，一面带领少数战士边打边退，断后掩护。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绝大多数干部战士都安全冲出鬼子的包围，顺着山沟转移了，而最后一个离开村庄的梁雷，因穿件黑色大衣目标显著，却被敌人密集的子弹击中， 倒在村外。鬼子立即喊叫着围了上来。由叛徒汉奸指认，鬼子才知道这个满身是血、双目圆睁、 紧握着打空了匣子枪的年青人，就是他们闻名丧胆的八路军偏关县长， 威震雁北的抗日游击司令。当时梁雷尚未牺牲，只是满身重伤倒地不起。残暴的日本鬼子，立即一顿刺刀把他活活刺死，而后又毫无人性地用马刀砍下梁雷的头颅， 带回偏关， 血淋淋地悬挂在南关的城门上……
群众进出城门，无不低头掩泣……
梁雷牺牲以后，雁北13县的人民群众悲愤万分，纷纷参军参战，誓为梁雷司令报仇雪恨。连当时担任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也公开发电国民政府行政院，表扬梁雷县长英勇作战，壮烈殉国。偏关的群众和游击队战士几次想把梁雷的头颅抢回来，后被敌人发觉又急忙把它转移到清水河县， 挂在那里的城头上。以后几经争夺就不知下落了。
当地群众只得含着热泪把梁雷无头的遗体安葬在柏家咀村外的高地上， 直到解放后才迁往县城。
梁老师是1913年农历正月初二日生，牺牲时年仅 25岁。
（四）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花圈前往城外的烈士陵园。梁雷老师的墓地就建在陵园中。陵园规模不大，迎面立着一座长剑状的纪念碑，上面写着 ：“为人民而死重如泰山。”在人们的指引下， 我找到了梁老师的墓冢。墓很小，用水泥砌成，周围已长满了蒿草。一块一米高的灰黑色石碑立在墓前， 上面刻着“梁雷烈士之墓”六个大字。既没有年月日，也没有死者生平的任何记载。墓前种了一棵松树，刚刚长有一人多高，看上去也不过才栽种几年。一种冷落荒凉的感受使人心碎。
我恭恭敬敬在梁老师墓前献上了花圈，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心中刚默默说了一句：“梁老师， 您的学生来得太晚了！”一阵心酸，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实在不愿意失态，多年沉积在心底的夙愿、悲痛和内疚，在梁老师面前，怎能不让它尽情地宣泄呢？压抑的呜咽，终于变成了失声的哭泣，泪珠像雨点般地洒落在墓前……
我悲痛梁老师死得太早， 抗战初期，他正值英年，真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个正在茁壮生长的栋梁之材，过早地摧折了。如果梁老师能活到今天，该能为党为国家作出多大的贡献啊！
我悲痛梁老师死得英勇，死得壮烈，但也死得太惨了。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人民的苦难， 他把一腔热血洒进雁北贫瘠的土地， 不惜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甚至宝贵的头颅。我不敢想象， 如今，埋在这墓穴中的仍然是一具无头的骸骨。
我悲痛在那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是梁老师把革命的火种播进我们的心田。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又是我们的引路人。没有他的教诲，我们这些幼稚的孩子是不可能走上革命征途的。如今 55 年过去了，大同中学的几百名同学，或牺牲于革命战火，或耕耘于祖国各地，他们没有辜负梁老师的期望，梁老师如果泉下有知，也该感到慰藉了。
我悲痛梁老师远离故乡和亲人，孤零零埋骨塞外，几十年风雨晨昏，未曾有一个亲人来看望过他。在大同中学同学中，我是第一个，也许是最后一个来到他的墓前，代表那些在世和不在世的同学，用鲜花、用热泪，用一颗赤诚的心来奠祭自己的恩师。我走之后，又会有谁再来祭扫呢？
我默默地绕着坟茔转了两周，随手拔去一些野草，让同行的年轻人为我在墓碑前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才含着热泪离开了这里。这时候， 我甚至不敢回头再看看坟墓，不敢最后说一句：“ 永别了！我敬爱的梁老师。”
偏关南门现貌
车子回去的路上，正驶过偏关古城的南门。梁老师的人头当年就是被残暴的敌人悬挂在这里的。我让车子在城门前停住，走下车来，久久凝视着这令人心碎的遗址。那城门还是过去的古城门，但城楼已经颓圮， 城墙也残破不堪了。城门正对面是一片繁荣的农贸市场，人来车往， 十分热闹。但人们可曾知道，就在这古老的城楼下曾经历过多么残酷血腥的搏斗？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头颅，曾震撼了多少同胞的灵魂， 掀起了多么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我觉得，这饱经沧桑的古老城墙，是一座无字的历史丰碑，它镌刻着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镌刻着一代共产党员正气凛然的壮歌。
我愿这一古城门能永远成为教育和激励后人的历史教材。
（本文写于1993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