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埃克苏佩里 （antoinedesaiot-exupery），1900年出生于法国里昂，1921-1923年在法国空军中服役，曾是后备飞行员，后来又成为民用航空驾驶员，参加了开辟法国——非洲——南美国际航线的工作，其间他还从事文学写作，作品有《南线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鉴于圣·埃克苏佩里 曾多次受伤，医生认为他不能再入伍参战；但经他坚决要求，参加了抗德战争，被编入2/33空军侦察大队。1940年法国在战争中溃败，他所在的部队损失惨重，该部被调往阿尔及尔，随后即被复员，他只身流亡美国。在美国期间，他继续从事写作，1940年发表了《战斗飞行员》，1943年发表了《给一个人质的信》以及《小王子》。
1943年，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他回到法国在北非的抗战基地阿尔及尔。他的上级考虑到他的身体和年龄状况，只同意他执行五次飞行任务，他却要求到八次，1944年7月31日上午，他出航执行第八次任务，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牺牲时，年仅44岁。1993年，在欧洲某地的一个湖中，发现了圣·德克旭贝里的飞机残骸。这次搜索是经过对他最后一次出航的线路和德军当时的空军记录研究以后进行的，经过认证确认是那架失踪了半个世纪的侦察机。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战士和文学家，当地决定为这架飞机的残骸建立一个博物馆，以他的名字命名，陈列他的作品和遗物。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 1805-1875) 丹麦作家。1805年4月2日生于丹麦菲英岛欧登塞的贫民区。父亲是个穷鞋匠，曾志愿服役，抗击拿破仑的侵略，退伍后于1816年病故。当洗衣工的母亲不久即改嫁。安徒生从小就为贫困所折磨，先后在几家店铺里做学徒，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少年时代即对舞台发生兴趣，幻想当一名歌唱家、演员或剧作家。1819年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当了一名小配角。后因嗓子失润被解雇。从此开始学习写作，但写的剧本完全不适宜于演出，没有为剧院所采用。1822年得到剧院导演约纳斯·科林的资助，就读于斯莱厄尔瑟的一所文法学校。这一年他写了《青年的尝试》一书，以威廉·克里斯蒂安·瓦尔特的笔名发表。这个笔名包括了莎士比亚、安徒生自己和司各特的名字。1827年发表第一首诗《垂死的小孩》，1829年，他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1828和1829年从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于1829年问世。这是一部富于幽默感的游记，颇有德国作家霍夫曼的文风。这部游记的出版使安徒生得到了社会的初步承认。此后他继续从事戏剧创作。1831年他去德国旅行，归途中写了旅游札记。1833年去意大利，创作了一部诗剧《埃格内特和美人鱼》和一部以意大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即兴诗人》(1835)。小说出版后不久，就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标志着作者开始享有国际声誉。
他的第一部《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集》包括《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和《小意达的花儿》，于1835年春出版。1837年，在这个集子的基础上增加了两个故事，编成童线年又写了一部《没有画的画册》。
1840至1857年，安徒生访问了挪威、瑞典、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小亚细亚和非洲，在旅途中写了不少游记，如：《一个诗人的市场》(1842)、《瑞典风光》(1851)、《西班牙纪行》(1863)、《访问葡萄牙》(1866)等。他在德、法等国会见了许多知名的作家和艺术家。1847年在英国结识了狄更斯。
安徒生写过三部自传：1832年写的《小传》(1926)、1847年在德国出版的《正传》和后来写的一部《传记》（1855）。他的小说和童话故事也大多带有自传的性质，如《即兴诗人》、《奥·特》(1836)、《不过是个提琴手》(1837)、《两位男爵夫人》(1848)、《活还是不活》(1857)、《幸运的贝儿》(1870)等。他在《柳树下的梦》(1853)、《依卜和小克丽斯玎》(1855)、《她是一个废物》(1853)等作品中，还写了鞋匠、洗衣妇等劳动者的生活，反映了他自己不幸的身世和遭遇，同时也表现了丹麦的社会矛盾，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人民性。
1843年，安徒生认识了瑞典女歌唱家燕妮·林德。真挚的情谊成了他创作中的鼓舞力量。但他在个人生活上不是称心如意的。他没有结过婚。他晚年最亲密的朋友是亨里克和梅尔彻。1875年8月4日，安徒生在哥本哈根梅尔彻的宅邸去世。这位童话大师一生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把他的天才和生命献给“未来的一代”，直到去世前三年，共写了 168篇童话和故事。他的作品被译成80多种语言。
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体现了丹麦文学中的民主传统和现实主义倾向。他的最好的童话脍炙人口，到今天还为世界上众多的成年人和儿童所传诵。有些童话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看门人的儿子》等，既真实地描绘了穷苦人的悲惨生活，又渗透着浪漫主义的情调和幻想。由于作者出身贫寒，对于社会上贫富不均、弱肉强食的现象感受极深，因此他一方面以真挚的笔触热烈歌颂劳动人民，同情不幸的穷人，赞美他们的善良、纯洁等高尚品质；另一方面又愤怒地鞭挞了残暴、贪婪、虚弱、愚蠢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剥削者，揭露了教会僧侣的丑行和人们的种种陋习，不遗余力地批判了社会罪恶。《皇帝的新装》辛辣地讽刺了皇帝的昏庸无能和朝臣们阿谀逢迎的丑态；《夜莺》和《豌豆上的公主》嘲笑了贵族的无知和脆弱。有些故事如《白雪皇后》则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理想的看法，即坚信“真善美终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信念。他在最后一部作品《园丁和主人》中，还着力塑造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的形象，反映了作者本人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
安徒生的一些童话故事，特别是晚期的某些作品，也显示出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他虽然把满腔同情倾注在穷苦人身上，但因找不到摆脱不幸的道路，又以伤感的眼光看待世界，流露出消极情绪。他认为上帝是真、善、美的化身，可以引导人们走向“幸福”。他在作品中有时也进行道德说教，宣扬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提倡容忍与和解的精神。
安徒生的作品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新青年》1919年 1月号就刊载过周作人译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的译文。1942年，北京新潮社出版了林兰、张近芬合译的《旅伴》。此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开明书店陆续出版了安徒生童话的译本、安徒生传及其作品的评论。译者有郑振铎、茅盾、赵景深、顾均正等。不过解放前的译本都是从英语、日语或其他国家文字转译过来的。解放后，叶君健对安徒生原著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直接从丹麦文把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全部译成中文。
雅科布·格林(1785-1863)，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编纂者，和弟弟威廉·格林曾同浪漫主义者交往，思想却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注意民间文学，搜集民间童话，亲自记录，加以整理
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幽暗的大森林。在这片森林中的一棵老椴树下，有一个水潭，水潭很深。在天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这片森林，坐在清凉的水潭边上。她坐在那里感到无聊的时候，就取出一只金球，把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您的衣服、您的珍珠、您的宝石，还有您的金冠，我哪样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喜欢我，让我做您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和您同坐一张餐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用您的小高脚杯饮酒，晚上还让我睡在您的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潜到水潭里去，把您的金球捞出来。”
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和大臣们刚刚坐上餐桌，才开始用她的小金碟进餐，突然听见啪啦啪啦的声音。随着声响，有个什么东西顺着大理石台阶往上跳，到了门口时，便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嚷嚷：“小公主，快开门！”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想看看是谁在门外喊叫。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门前。小公主见是青蛙，猛然把门关上，转身赶紧回到座位，心里害怕极了。
如果以后你识字了，要读汤姆·索亚历险记，要记住马克·吐温是个会讲故事的人
在他安息处的墓碑上，王尔德被誉为“才子和戏剧家”。的确，他是当之无愧的戏剧家。在他事业的顶峰，最具代表的是他的几部大戏，如《温德摩尔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等，都是一时绝唱。说到“才子”，早在王尔德为世人所知之前，年仅二十四岁，他的诗作就荣获大奖；在他短短的创作生涯中（享年四十六岁），行文演论，无处不是智趣横生。然而他事业的起飞，风格的形成，可以说都源于童话，也正是他的第一部童话集问世之后，人们才真正将他视为有影响的作家。英国《典雅》杂志将他和安徒生相提并论，说他的，《自私的巨人》堪称“完美之作”，整本童话集更是纯正英语的结晶。
1888年5月，他的第一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它》（包括《快乐王子》、《夜莺和玫瑰》、《自私的巨人》、《忠诚的朋友》和《神奇的火箭》）出版了。这本书立刻轰动一时，书的作者也成了人们注目的中心。1891年12月，他的另一部童话集问世——《石榴之屋》，收有四部童话：《少年国王》、《小公主的生日》、《渔夫和他的灵魂》和《星孩》。这部书并未像王尔德的第一本童话那样立即受列欢迎，而是渐渐地，特别是在王尔德死后，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集。
1885年和1886年，王尔德的两个儿子先后出生，当了父亲的王尔德在和儿子们耳鬓厮磨之中一定获得了许多灵感。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父亲）有时会跃在育婴室的地上，轮番装成狮子、狼、马，平时的斯文形象一扫而空……玩累了时，他会让我们静静听他讲童话故事，讲冒险传说，他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童心是童话的源泉，所以童话和儿童有不解之缘；而童话引申出的意义，却可以和保有童心、乐于幻想的成年人共鸣。王尔德很追求语言的表达效果，他的童话，讲述性的特点很强。看他的童话，犹如听着琅琅上口的叙述，韵律无穷。几乎所有和王尔德熟识的人在回忆他时，都会提到王尔德无以伦比的口才。看他的童话，每每让人觉得，这位生活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作家，依然在和我们娓娓交谈，而我们被他的谈吐折服了、迷惑了，像所有听过他讲话的人一样。
机趣和戏剧性，几乎孪生于他所有的童话中，也是他童话最吸引人的地方。王尔德善于用华丽的笔法和生动的比喻造成机趣的描写风格，而他每一篇童话所贯穿的善良与美丽形象所经历的变迁——心的破裂与死亡，以及其中的对抗和冲突所产生的戏剧性的效果——紧紧扣住读者的心弦。王尔德将人性的至美归于至爱，像《快乐王子》中的王子和燕子；《夜莺与玫瑰》中的夜莺。几乎每一个童话都有一个因为至爱而变得至美的形象，体现了王尔德追求理想艺术的初衷，无愧为这位“为艺术而艺术”之始祖的佳作。一次，王尔德给儿子讲《自私的巨人》，竟然情不自禁哭了起来。儿子问他为什么哭了，王尔德说，真正美丽的事物总会使他流下眼泪。
有谁会想到，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英国文学家，在临死的时候竟会一文不名，连房租都得由朋友代付？王尔德的一生经历了大起大伏，时而如日中天，时而一落千丈。这位不齿于摹拟生活，追求理想艺术的文学家，却发现自己的童话《快乐王子》惊人地预写了自己的一生。无数后来的学者试图评价王尔德的功过，我想引其中的一评作为归结：“他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更多于属于维多利亚那个时代。现在，远离了那些丑闻，岁月肯定了他最优秀的著述，他安静地来到我们面前，杰出而高大，讲着寓言和哲理，欢笑而又哭泣，如此娓娓不绝，如此风趣不俗，如此确凿不移。”（理查得·伊曼）
梁启超基于父爱的教育则完全不同。梁思顺是他的大女儿，在他身边长大。刚到日本的时候，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读书的正规学校，梁思顺的早期教育只能在家里进行，由梁启超教她读书。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们迁居“双涛园”的时候。在这里，梁启超专门为女儿请了家教，教她“数理化”，并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想得可谓很周全。梁启超在宣统元年（1909年）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提到，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正在编写中学国文教科书，他称之为“射利之书”，然而，“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梁启超年谱长编》，492页）女儿做了他所编写的国文教科书的第一个学生读者。梁启超对这个女儿的期望是很高的，为她的学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们看他的《双涛阁日记》，仅在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的正月、二月间，他就为梁思顺“讲书”及批改“日记”、“作文”二十余次，有时竟至彻夜。其中还有些特别的记载：“五日午后，为娴儿作《艺衡馆文卷》第一集叙”；“十二日午后，为娴儿辈讲《说文解字 ·叙》”；“二十日，为娴儿辈改所作《隈（隗）嚣、窦建德合论》竟至彻夜，复为批点日记，六时就榻”；“二月二十五日，昨夜不能成寐，凌晨，出一策问题，示娴儿辈，即略与论文，至十时始寝”。二月二十八日，恰逢梁思顺十七岁生日，梁启超特意为她作了一首长诗，他在诗中写道：“我的娇儿令娴如今已年满十七岁了，希望我作一首诗祝贺她的生日。作文我很内行，作诗却是我的短处，偶然吟诵一下，人们总是笑我。但女儿的要求又不好拒绝，只能勉力为之。”他在诗中历数女儿出生以来所经历的欢娱和坎坷，记述她在学业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并告诫她治学要有恒心，不能贪图安逸，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应当立志做个中西兼通的人，即使今后离开这块土地，也要“葆此雏凤声，毋为江北橘”。（《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九，1～40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拳拳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