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后的严歌苓不仅创作了一批移民题材的小说，同时还有大量反思故土的作品。移民的身份使她能融合中西方视野，跳脱民族政治圈话语的清醒。作品中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人性观”作为反观故土的着眼点，使她的“中国记忆”小说增添了文化深度，同时，多样的题材、新颖的语言以及创新的叙事模式，在内地作品中凸显出卓尔不群的审美品质。严歌苓的中国记忆与悲剧时代的文革经验，使这些小说在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之间建构了独特的叙事空间和文学艺术。
读书会从2016年8月至今，已经推荐过严歌苓在1995年之前发表的主要中短篇小说，这其中有关于“故土”背景的作品（中国故事专题）一共整理推荐了12篇，我们在此重新梳理这些作品，以飨读者，欢迎留言，分享您的读后心得。
短篇小说《审丑》收录于1993年台湾尔雅出版的小说集《少女小渔》中，在2011年被选为山东省高考现代文阅读题目。故事的叙事者赵无定，一个研习艺术的人，以他的观察带出一个捡拾垃圾为生的老人的故事。当别人因老人的丑而轻蔑他时，赵无定却长期深入老人的生活及情感世界，带领我们从另一角度体悟丑中之美的意义。通过审丑过程，叙述者引发了的同情，自省以至改变，提升了这个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生美学境界。不难看出，作品也体现出作者对现实中“弱者”的关注。
短篇小说《洞房》的背景有关于80、90年代中国大陆住房分配，原载于1990年9月27日台湾联合报副刊，成书首发于1993年台湾尔雅出版的小说集《少女小渔》，1998年收录于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洞房 少女小渔》小说集。
假如文学不是批判社会，不是作为社会的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苦闷、痛苦，那么文学就是不存在的。”——严歌苓
短篇小说《无非男女》原载于1991年11月14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成书首发于1993年小说集《少女小渔》，1996年由导演朱延平改编为电影《情色》。
“你知道老五给我刻的那些闲章里，我最喜欢哪个？” 没得到她的理会，他自答：“无非男女”。他说他将这枚章盖在他所有的小说上；所有的描述人间悲欢离合的小说上。祸根就是这四个字：无非男女。他瞪着一对眼，脸上的笑有些傻：“老五幸福啊，从来没走进去过，就走出来了。”
短篇小说《我不是精灵》原载于1991年1月13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成书首发于1993年小说集《少女小渔》，2014年收录于天津人民出版社小说集《穗子》，故事围绕一个19岁的女孩穗子以及与她相关的三个男性：画家、郑炼、老萧蛮子展开。《我不是精灵》是在她跳出大陆的语言环境、 表达方式后回头重新审视的一段文革后记忆。
一年后，我在书店发现一本书，里面是三千种花卉图案，全是变形夸张了的，夸张得那样浪漫、大胆，真是美极了。
这就是他曾经一再提到的：他在为我采集花朵。扉面上印有一行他的手书：献给我生命中一个瞬息即逝的精灵。
短篇小说《除夕•甲鱼》原载于1991年3月7日，台湾中央日报副刊，成书首发于1993年小说集《少女小渔》，小说获1991年台湾“洪醒夫文学奖”，讲述了原作协的老萧在文革时被定为“反革命”后，被贬到一个“连麻雀都不搭巢”的地方，因为工资的停发，全家老小每月只有12元的生活费。在那个“人都没得吃”的年代，人眼中的狗都是“一副狼相”，除夕之夜还得尽可能地改善生活，老萧买了一只甲鱼打算作为除夕之夜全家一年生活的完美结束。
雪残了，烂絮一样这处那处地摊着。天不清爽，没云也没太阳。老萧烦这片又浑又脏的天，路边的死草全黑了。树全精瘦，这里的土地把它们也饿着。
短篇小说《家常篇》收录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台湾九歌出版社 ，1998年收录春风文艺出版社 严歌苓小说集，住房局促的一家，为了腾挪婚房，孩子却”请“母亲离开。
十四岁的灰灰一不小心让目光落进妈领口。他竟走不动了。妈胸口那对东西从未理会过他。它们饿着他，对他干涸着，对他冷酷生硬地凌驾着。
短篇小说《卖红苹果的盲女子》（又名：红苹果）原载于1990年12月台湾《联合报》，1995年成书于小说集《海那边》。在小说《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中，严歌苓也向读者描述了一个“荒原”，这种荒原不仅指在自然生态方面的荒芜，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冷酷与疏离，是一种人性失落的精神荒原。
甘肃人背着那只扁桶，里面小红苹果还盛得那样满。空了手的盲女子扯住他破军衣后摆，他步子大，她步子小，怎样也扯不匀。他俩不讲话，他俩的话是一答一对出声的笑，那种完全痴傻的笑。
短篇小说《馋丫头小婵》最早成书收录于1995年1月台湾九歌出版社小说集《海那边》。小婵是个馋丫头，出生后说的头一个字是“吃”，为了吃糖去亲单身的叔叔，贪图糖人主动帮吹糖人扯风箱，甚至因为一串羊肉而失了身。可是这最后的一次是小婵为了不让姥姥挨饿。
文革后期，食物短缺，姥姥天天饿着却让小婵吃饱，这位姥姥其实是小婵两个月开始带她的保姆。当真正的姥姥从国外回来要接小婵去和父母享福时，小婵明明可以享受父母的餐馆再也不会馋了，却没跟着走。小婵的外貌、吃相、行为在小说里似乎为同龄人不齿，显得“浑头浑脑”，可人们终于认识了小婵心底里的单纯与美好。小婵虽然馋，馋得好像没了原则，但依旧不自觉地恪守传统的美好品质—知恩图报，穷姥姥”的养育之恩就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和岁月去报答。
姥姥一直在饿，某天小婵发现是自己让姥姥饿的，就用了这个简单法子，让姥姥好好饱了一度。
短篇小说《黑宝哥》首发于1993年3月7日台湾《中华日报》，成书首发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
很多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个黑宝哥。他是个孩子王，经常调皮捣蛋，喜欢欺负“我”，扯我小辫，抢“我”零食，他就像个恶棍般，吊儿郎当的样子，会和人打架，自然他经常会遭到他爸的臭揍。他也有自己的懵懂感情，喜欢继母的女儿他的姐姐小璐子，甚至窥探了她刚刚发育的小身子。然而，后来大家都长大了，小璐子因误诊去世了，黑宝哥一直单身着过着清贫的日子，“我”以为他的单身是小璐子的死让他过于伤心，而最后“我”却发现当年“我”丢失的那条上面有杂色小降落伞花纹的裙子却出现在黑宝哥的床单上。
我的新裙子就落了那么块血斑。在正当中，靶一样。外婆费一晚上洗它，也白搭。
她说：“要想做女演员，首先得削发为尼。我这人只对演戏认真，其他的，我保持着自己六根清净。”
短篇小说《少尉之死》，首发于1992年11月7、8、9日台湾《中央日报》，成书首发于1995年小说集《海那边》。《少尉之死》中的少尉刘粮库来自偏远的农村，家境极为贫寒，一次回乡探亲，为了给女朋友“馍馍”带去象样的礼物，一向遵纪守法的少尉冒险去军需仓库行窃，却失手杀死了司务长，被判处死刑，而女友在他探亲之前就己心许他人。
少尉猛一怔，似乎下力气辨认出这么个狰狞、险恶的东西竟是自己。他不敢、不愿、也不无委屈地认清，这一切确确不是别人，是无法抵赖的自己。像他的赖不掉的贫穷的家，贫穷的祖祖辈辈，贫穷的生养他的土地。
《大歌星》中的郑小三儿是个生意精，但对女大学生给他的歌星演唱票却不信它“值五十块美金”。在进剧场前才知道“这票真有赚头”。只差五步就进入剧场的当儿他走不动了．攫取金钱的欲望使他与众多买票者展开了“机敏、凶狠、涂净慈悲”的戏票拍卖，贪婪地榨着买祟者给出他认为的最高价。可当场内传出柔和的音乐时，郑小三儿却决定放弃赚那二百美金的票钱。在挣钱与欣赏音乐、卑下与崇高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他突然意识到那女大学生和他之间荒唐的尊卑关系，原来是这扇大门所做的分野。
严歌苓对人性深度的刻画是含蓄的、隐性的。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也没有长篇小说那样有长长的内心独白与心理分析。她多用凝练的叙事笔调把故事讲完，人性的蕴含需要读者慢慢体会、揣摩。正如。
中国文人自古就对“去国怀乡”这一命题感慨良多，因此故国回望、家园记忆毫无悬念地成为严歌苓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母题。她以一个在美华人的特殊身份，以一种真正自由的创作姿态，书写着她所思、所忆的大陆。
以严歌苓为代表的一批海外华人作家获得了“局外人”的双重视角，所书写“家园记忆”小说走出了中国的地理格局，具有更为广泛的人文关怀，也取得了小说艺术上的巨大成就。
严歌苓的作品几乎每一个结局都超出了读者的心理预设，看似意外、离奇 ,细想之下参照主人公的心理却又不得不承认结局只能如此。正是结尾的合理又离奇 ,而大陆作家在相同题材上不可避免的惯性写作使严歌苓的小说独具一格。
人性如此神秘 ,如此多变 ,反复无常 ,你永远都不可能按你的理性来给它判断下一步。在任何的故事里 ,人自身的因素总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严歌苓在讲述叛逆与残酷的成长故事（注：本评意指《芳华》之前的作品），基本都以成年人作为旁观者或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叙述。字里行间冷静多于苦楚，客观多于控诉。小说要负担起的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穿人与人一切关系中的任何成规，任何恶劣、虚伪的常规。
严歌苓的重点并不在于建构一个无知无邪、干净澄澈的儿童天堂，也并未以展现社会现实、时代历史作为小说主旨，更不作出任何道德伦理的倾向或批判。作家似乎要在一种相对超然的笔调中逐渐剥开生活、人类的层层表面，逐渐触及到其中的深层内核：人性与成长中本无所谓善恶，在那些女孩的生命中，所有的言行不过是出自本质。
作者移民美国的十几年海外生活经历，使得她在回望故土与过去时有着新鲜奇异的感知与思考。......严氏小说并不凝重却充满理性，细腻感性之余有一种洒脱、跳动的内省。与有些女性作家一味以第一人称叙述现在时态的文本相比，严歌苓塑造女孩形象的回忆性叙事策略避免了“我”直接陈述、展现的尴尬与外露，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自我沉溺的逼仄，从而具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人生之苦莫过于“情”苦，在严歌苓看来，红尘碧海，无非男女，“爱即时快乐的也是痛苦的”，所以严歌苓笔下的爱情首先是“痛苦”的产物。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她的短篇精品《无非男女》及《女房东》。剖析严歌苓笔下的爱情，总是在表达一种两性相隔的绝望，在一种“不可能”中展示人性所具有的强烈张力。《无非男女》表现的是现实中人与人无可逾越的障碍。
严歌苓小说笼罩着浓厚的“边缘”意识，她对边缘人的边缘人生有着认真的观察和仔细的展现，同时也透过这些边缘人的视角反观了主流世界的种种荒诞和丑恶。
她不仅是在接受严谨正规的写作训练,同时也是在吸收西方世界的思想源流,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开始新的文化选择、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她的好恶、美丑、是非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她希望自己不再是“习惯性”地生活在社会中的一员,对以前“习惯性”的东西开始质疑,在质疑中形成自己的个性立场。观念的嬗变带来了严歌苓思想上的独立性,也使她摆脱了早期在国内时的某些心灵桎梏,反映在她后来的小说中,精神气质为之一新、一变,对她自己来说仿佛脱胎换骨,与大陆作家也区别明显。
人的天性中可能都有不为人知或不为己知潜意识隐藏的一面，只有被开掘出来，人性才是完整的。这种人性苍白的另一面往往成为普通成人视野的盲点，被忽视或有所缺失，而作家理应具有义务和责任以审美的态度去审视、提炼。严歌苓就善于利用别致的儿童视角来体察这种微妙的人性，一方面孩童置身于成人的世界进行着不完全的参与，有着生命感悟的话语发言权；另一方面孩童处在成人世界的边缘，有别于成人的感知模式和思维经验，他们不时的抽出身来用一种更加冷静和生疏的姿态旁观和思考，是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宣泄。即使在现实中，孩子往往天真的言行也常常一针见血地点破事物的症结所在。
作者关注为人们所缺失的人性鄙陋和所习惯的人性盲点，因此她善于通过借以建立这样的观察视角，巧妙的展现一种有别于成人感受的文学世界。儿童视角以质朴不加雕琢、近乎原生态的叙事方式，益于从细节全面性地梳理情节、再现故事情境。不添加成人理性概述和主观倾向的评述，客观地在叙述美好的同时暴露出人性和社会荒谬悲悯的一面，也更加能够表现现实和历史的复杂性，有着可以探讨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的文学如何走出过去的意识形态逻辑，真正抵达人性应有的深度，严歌苓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路径。除了政治意识形态以外，更要摆脱国家、民族文化观念的遮罩。”
严歌苓，著名小说家、编剧。曾入伍担任文工团舞蹈演员、创作员，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创意写作硕士，作品由中、英文创作，被翻译为十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获国内外三十多个重要文学奖项，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其作品题材广泛，笔触多变，被评论家称为“ 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