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以为大名天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勾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勾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了吴国以后，觉得自己的声望太高，有点近乎功高盖主了，继续在越国生活下去非常危险。因为范蠡很清楚越王勾践的为人，可以跟他一块儿吃苦受罪，却很难跟他一起在安定的社会里生活。于是就写了一封跟勾践辞别的信，信上有这样几句话：“我听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如果君主感到忧愁，做臣子的就应该再努力地工作；如果君主蒙受了羞辱，那么做臣子的就应该马上去死才对。前几年您在会稽受到了亡国的耻辱，我之所以没有去死，是因为为了今天的胜利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现在亡国的耻辱已经报了，我请求您为了您曾经受过的羞辱，把我杀了吧。”勾践对范蠡说：“我准备把国土分出一部分给你。你如果不接受，我就杀了你。”范蠡回答说：“您说的话是旨意，我做的事是我的想法。”于是范蠡带着家里轻便容易携带的财宝，和手下的人一起乘着小船漂洋过海而去，最后再没有回到越国。
这段典故有其消极的一面，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说消极，范蠡把“主”与“臣”之间的关系，固定在绝对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之上，主人有了烦心事，下人们以更任劳任怨的实干精神来给主人排解排解到没有什么；可是主人蒙受了羞辱--来自于精神上的折磨，下人的死就不一定管事，也就未必一定以死谢之。比如吴王夫差最后兵败，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拒绝了伍子胥的直谏，所以他受辱而忠臣未必一定要用死来承担后果，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对“愚忠”、“愚孝”理论的践行，并不可取。说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如果我们为作为父母的子女、作为单位领导的下属，把父母的、领导的“忧”甚至“辱”看成是自己对他们履行义务的不利，或者说是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尽管未必一定去死，但一定要更加努力，以此来不断检讨自己、鞭策自己，那么你的父母有可能会转忧为喜，你的领导一定会对有这样自觉的下属而获得一些满意感。
这段典故，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自我约束、自我警醒的行为标准，就有点“古为今用”的意思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