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联网金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金砖峰会、对英雄人物“污名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撰文指出，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与经济转型趋势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总的看，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节点，也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特定时期，需要客观估计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特定需求。总的看法是，农村互联网金融正处在大发展的“风口”。
第一，农村金融存在巨大的供求。农村金融一直是金融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农民贷款难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供不应求，竞争不充分的局面并没有打破，农村金融供需缺口较大；第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空间在农村大市场。目前，一线城市是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主战场，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互联网金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第三，以互联网金融释放农村消费大市场。中国农村消费市场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亮点，但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力真正释放，重要的依托之一是加快互联网金融向农村拓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韩震撰文指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价值观的变迁是以社会发展的阶段和生产方式的变化为基础的。只有历史地看，我们才能理解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在历史进程中的进步性，即资产阶级价值观是对封建主义等级制的核心价值观的反抗；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们就能够理解：资本主义价值观必定表现出历史局限性，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分必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也必然要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狭隘性藩篱。社会主义是基于一种崭新的价值理想而产生的，即建立使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主义不抽象地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而是从社会发展角度考虑价值观的合理性。因此，社会主义不抽象地谈“人人有投票权”的民主，而是实现让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方面当家做主，让窄化了的、仅有周期性投票权的民主变成具有广泛权利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不是反对自由价值观，而是让自由建立在社会公平的框架里，因为离开社会公正的自由，只能是强者压迫弱者的自由，即资本压榨劳动的自由；社会主义不但不排斥人权，而且还让人民的权利基于现实的基础上，倡导人人尊重彼此权利的和谐价值观，这种和谐价值观包含人权价值观，且超越人权价值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任琳指出，今年金砖国家峰会的主题为“金砖国家伙伴关系——全球发展的强有力因素”，会为世界塑造更公平合理有效的治理体系：首先，金砖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次，金砖银行的落地和运行规则、成员国范围、新项目的遴选和启动、以及金砖银行对成员国经济增长的推动等相关问题都是今年峰会的焦点议题；再次，峰会有望通过《金砖国家经济合作伙伴战略》，进一步深化和丰富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最后，对接金砖合作与“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倡议，将有助于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特聘教授李良荣表示，对英雄人物的“污名化”现象，可能导致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消解，损害民族文化的凝聚力。除了邱少云、雷锋、黄继光、江姐等革命人物，还有大禹、孟姜女、花木兰等神话传说和历史人物，他们都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民族记忆的重要部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尤其是英雄形象，更是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精髓，体现了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品质。如果对这些人物和故事进行否认，对英雄形象肆意污名化，摧毁的将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引发的将是人们对历史的怀疑，这将大大削弱人们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近邻日本为例，“大和民族”很重要的一个缘起说正是建立在“天照大神”的神话传说基础之上。可以说，一个失去了民族英雄、迷失了民族文化的国家，将陷入真正的历史虚无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认为，从国际上的诸多经验来看，作为生态环境领域的现代治理方式，环境税是保护生态环境，尤其是遏制和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必经之路，探索并最终确立环境税制度对尚处于生态环境保护爬升阶段和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我国社会经济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在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上重贡献轻补偿，具体就体现为忽略生态环境的经济属性，尤其是忽略了生态环境在经济上“公私”兼备的双重属性，即生态环境的利用既会给个体带来收益和成本（主要体现为收益），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收益和成本（主要体现为成本）。在此情况下，成本与收益的某种不对称使得生态环境资源的利用出现背离和失衡，个体层面上基于收益的激励而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生态环境（即高排放），而在社会层面上，由于成本的缘故，我们则倾向于少使用生态环境（即低排放）。如果无法正确认识生态环境经济属性中的这种背离，那么，长期持续的结果就是，环境部门与经济部门之间出现失衡，也就是环境部门长期处于透支状态而出现亏损（环境部门入不敷出），而经济部门则长期处于“被补贴”状态而表现出过度繁荣（经济部门入大于出）。经济学认为，尽管在短期看起来，这种失衡会带来诸多好处（包括经济增长、就业等），但长期来看，失衡到一定程度，巨大的内部压力一定会推动失衡重新走向均衡，使得环境与经济两部门的关系变得更加平衡。事实上，环境税就是我们主动适应这一过程而做出的努力。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汉民撰文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既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从人大的角度说，我们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必须适应经济社会变化发展的新情况，不断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和必然要求：（1）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2）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必须着力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4）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必须切实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