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火车票进入高峰时段，不少热门路线多次声明只有官方渠道最靠谱，也开通了“官方抢票”的候补功能，但回家心切的人们还是会尝试各种抢票方式。有的会购买“加速包”，使用携程网、飞猪网、高铁管家等抢票软件；有的则求助于“黄牛”，让他们代抢票。无论哪种方式，本质基本相同谁加的价高，抢到票的概率就越大。
不过，这种利用技术优势抢票的行为，有可能涉嫌犯罪。不久前，江西男子刘某某被控倒买倒卖火车票案一审开庭审理，南昌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刘某某在网上购买抢票软件和12306网站实名注册账号935个，先后倒卖火车票3749张，获利31万多元。南昌铁路运输法院一审判决刘某某犯倒卖车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不过，这则判罚也引起了争议，众多法律界人士认为，既然能解决一些人的需求，又不是很暴利，也不是有特别危害社会、扰乱秩序的情形，就应该视为市场调节和道德约束的范围，不应动用法律手段。
刘某某的行为究竟是“倒卖”还是“代购”，是这个辩题的核心所在。刑法明确规定了“倒卖车票、船票罪”，即购买车票、船票后加价卖出或者为了卖出而购买车票、船票。但这更多是指过去那种囤积居奇的“黄牛”，他们利用不正当途径占据大量车票资源，使他人无法买到，相当令人愤慨。而当下所指的“黄牛”，比之有很大不同。他们本身没有囤积火车票，更多是对不掌握抢票技术或没时间的人提供一对一服务。某种程度上，就好比一个人帮亲朋好友买票，因为也付出时间和体力，所以许多人认为收费合情合理，没那么痛恨他们。
那如何区分“倒卖”和“代购”呢？随着实名制推行，囤积居奇不复存在，情节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判断因素。如果情节严重，那很可能触犯刑法，如果情节不属严重，可以视为“代购”。这从过去打击“黄牛党”也看得出，每年政府严厉喊打，但那些替人家去窗口排队、参与公平竞争的，法律也会网开一面。同样地，帮亲朋好友买几张票，酌量收点费用，大家也可以理解，但像案例中这样获利31万元的，就难以同论了。毕竟火车票有公共性质，专门进行“代购”且获利巨大，明显超出了正常的劳务费用范畴，被判刑也说得过去。
案例之外，真正令人疑惑的，是目前对于“倒卖”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还记得2013年，佛山曾发生一起案例，一对夫妻帮助不会上网订票的农民工订票，并收取10元手续费，结果被刑拘。2019年，龙某帮他人购买火车票34张，也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这难免令人担心，追责尺度如此之小，是否会有扩大化风险？此外，如果普通人都算“倒卖”，那些提供抢票服务的知名软件，为什么没有被追责呢？是否会有“捏软柿子”的嫌疑呢？相关部门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出台一个明确统一的标准，让司法实务能够有法可依。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有偿代理行为究竟是什么性质，“倒卖”和“代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我们期待相关部门的权威解释。在这之前，不宜动辄追究刑责，更应把精力放在技术改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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