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有句经典名言：“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就死了。”这句话如果要运用于翻译中，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译作一旦完成，译者就死了。”解释学家加达默尔也曾经提出，必须唤醒并且保持清醒的诠释学意识，反思理解。这种观点对汉英翻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任何理解都是一定前理解之下的理解，也就是说，理解总是存在着“间距”，因而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只能以文本的基本意义为标准，而不能迷信词典或专家，故此，要培养质疑精神，将汉英翻译历史当作翻译过程，从而有意识地对约定俗成的经典翻译进行经常性反思，不断克服翻译过程中的不足，使翻译日臻完善。文章将举一些汉英经典翻译实例对此进行破析。
解释学是一门以理解为对象的特殊学科，可以简单的规定为对理解的理解。当代法国解释学家利科尔曾经对解释学作了这样一个“暂行定义”：“解释学是关于与文本相关联的理解过程理论。”（王金福，2003：1）解释学对文本研究的根本意义是克服“理解的自我遗忘”，反思理解，这就是加达默尔所说的“我们必须唤醒并且保持清醒的诠释学意识”。（伽达默尔，1999：16）反思理解，或理解理解，这是根本的解释学意识，是保持“保持清醒的诠释学意识”的前提。虽然人人都在理解，但并不是人人都对理解本身进行理解，这就是解释学中所谓的“自我遗忘”。（王金福，2003：3）“自我遗忘”是翻译的一个比较高级的境界，一个总是想着“我在翻译”的人，并不是一个好的翻译工作者。然而，一个从不对自己的翻译作品进行反思理解，在任何时候都处于“自我遗忘”状态中的人，也不是一个自觉的高水平的翻译工作者。对翻译理解本身进行自我反思是翻译工作者做好翻译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对翻译理解本身进行的自我反思有助于克服翻译理解中的自我遗忘。
客观性解释学家认为，作品的意义应当指作品的原意，它是由作者赋予的，不依赖于读者，因而也不会随着读者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着的东西有两个方面，一是作品对读者和时代的“意义”即价值关系，二是读者理解到的意义，这两者都不能离开读者而存在，是依赖于读者的。但是，既不能把作品的对读者和时代的“意义”和作品自身的意义（含义）混同起来，也不能把读者理解到的意义和作品自身的意义混同起来。（王金福，2003：6）在文本翻译过程中，如果我们简单地把作品的对读者和时代的“意义”和作品自身的意义（含义）混同起来，或把读者理解到的意义和作品自身的意义混同起来，将导致翻译理解实践中出现一些难以克服的错误。马克思曾借用海涅（Heine）的话对自己横遭曲解的学说自嘲道：“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I have sown dragons’ teeth but harvested fleas.”这句话对我国的某些翻译实践来说，也似乎不幸言中。
理解的最基本条件是前理解。理解这在理解之前，已经作为理解而存在。这个先与特定理解而存在的理解，就是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先有”(fore-having)、“先见”(fore-sight)或“先概念”(fore-conception)。前理解是一个人作为理解者进行理解的根本条件，没有前理解的认识不能进行理解的。（王金福，2003：11）前理解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价值观念、知识、经验、思维方式，等等。（王金福，2003：12）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不同，对特定文本的前理解就各不相同，这样理解得到的意义就应当是德里达提出的所谓的“differance”（延义）。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作品一旦完成，其作者也只能作为作品的理解者而存在。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罗兰•巴尔特1968年《作者之死》中的一句名言：“读者的产生必然以作者的死亡作为代价。（The birth of the reader must be at the cost of the death of the author.）也就是所谓的“作品一经产生，作者就已经死了。” 实际上，翻译中能有机会求助于原作者的机会也不多见。即使有这样的机会，原作品的作者还是要你提供你所问的语词或问题的上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