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著名导演唐季礼做客由中国电影导演中心主办的“影享电影艺术沙龙”，不仅现场播放了唐季礼导演的经典影片《红番区》，唐导也为大家分享了他当年带领华语片打进好莱坞的创作历程。以下为整理后的第一部分演讲内容：
为什么会有《红番区》这样一部电影呢？在我拍完《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成龙大哥和杨紫琼主演的一部戏，全球上映后反响非常好。过了一年，好莱坞有一个负责买片的人来嘉禾请我出去吃饭。
他说他是成龙的影迷，他是杨紫琼的影迷，他说我现在成为了你的影迷，因为他很喜欢《超级警察》，但可惜这部电影是讲中文的。美国主流院线是不放配音片的，只有那些艺术院线会放这样的外语片，艺术院线可能全国只有十家八家电影院。
他说你怎么做其实都做不大，你们香港电影，你们这样的故事，你们这样的制作水准，其实应该属于全世界，应该能进美国的。可是美国的宣发费用最少是2000个屏幕才叫进入主流院线个屏幕第一周的宣发费用就要一千五百万美元。
刚才你们看的那个《红番区》，是我花了四千七百万港币拍的，差不多六七百万美元，其中制作费是三千万港币。那么，当初我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戏呢？
其实是有个不服输的心态，不服气的是凭什么我们中国人的电影不能打到国际市场。首先的困难是，我们的电影到底讲什么语言？你是香港电影你肯定要讲广东话啊，你讲广东话你要出去肯定要配音。
但那个好莱坞买片的人说，美国的主流院线不放配音片，不放字幕片原声，因为你看到字幕就看不到表情，看到表情又看不到字幕，包括我们中国人的语言体系，语言文化比较深。
其次，预算不够人家大。90年代的好莱坞大片已经有一个亿美元以上，三千万美元是属于C级的电影，B级的电影大概六千到八千，A级的是一个亿美元以上。在我们这样一个环境，怎么跟人家去打市场？所以有一些导演只是单纯的拍戏，可是我的方式是，我自己导演的电影都是我自己做编剧，我自己原创的故事。
做原创其实很艰苦，语言不讲英语就进不去美国市场。虽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们在学校学英语，可是我们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跟中国人不讲英文的，香港的英语水平在那时候也不高，外来的文化我们只看奇观跟故事，看《007》，看《夺宝奇兵》。
可是这些东西在感情上文化上对我们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电影场面也能做到好莱坞水平，里面的故事能够接地气，我们现在很多国产片都可以达到非常好的票房。
所以现在的电影人我觉得你们是非常幸福的，在中国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机遇去拍电影，导演的门槛也不高。去年我们有700部电影，我相信只有影评人才数得出50个导演的名字，而另外那600多个导演都是非常幸运的年轻新导演。
我们当年没有这么好的环境，所以要想办法，这个办法的精神来自哪里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自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自于中国武术武德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那这个精神是谁感染我的呢？是李小龙感染我的。
70年代初期我还在小学的时候，很幸运见过李小龙一次。我姐夫带我去见他，打了个招呼，开心得说不出话。
看到李小龙的《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再打也打不进好莱坞，直到华纳跟嘉禾合作拍《龙争虎斗》，美国演员加中国李小龙再加讲英语，那部戏在全世界非常轰动。
前面三部是比较中国化的，我们很喜欢，可是出不去，加了英语走出去了。我就想，这个可能会不会是个路子呢？可是成龙那个时候英语不是很好，其他演员英语也不好，如果我让这些演员硬着头皮讲英语，万一讲得不好，会不会美国又进不去中国也不喜欢呢？这个就是当时我要小心的一点，我自己是很怀疑的。
可是我的怀疑与顾虑给了我动力。剧本要讲英语，因为美国人是比较自我的，故事如果跟他们有关那就更好了，这是一个难点。第二，我们有没有这个预算，人家有飞机、大炮和汽车，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工业去支持他的电影市场，我们那时候在香港，飞车不能飞，开枪不能开，爆炸不能炸。
我记得我当武行的时候，新锐的导演说我们要拍真实一点，拍出像纪录片的感觉。我们就在香港的礼顿道，抢那个金行卖黄金的，四台机器在对面马路藏起来，我们跟金行讲好了，蒙面冲进去打劫，抢了开假枪，开完冲出来就走，以为没事。
谁知道有两个便衣，刚刚经过那边。我们拿着假枪冲出来，两个便衣拿着真枪指着我们。一指着我，啪，枪就丢了，举起双手就说“拍戏啊”。一说拍戏导演和摄影师拿着机器冲出来，金行的老板也冲出来，说“拍戏拍戏”，最后制片被罚了。
如果好莱坞拍，可能这条街就已经封掉了。我拍过好莱坞电影，他们的车辆如果出外景，可能有三十七、三十八那个大车，等于几条街都给你封掉了。我们没有这种条件，因为不批准开枪，没有警察封路，不能爆炸。
成龙的《警察故事2》的爆炸是，整栋楼一爆完，大家抬着十几台机器上车就跑了，留下制片人在那等警察。这种制作环境没有支撑我们，可是我们中国有仁义道德、有责任、有承诺、有功夫，我把这些最省钱但最中国化的素材融进了《红番区》。
我在加拿大留过学，新移民去那边要么开餐厅，要么开grocery store。后来在《红番区》里，我把故事设置为成龙到纽约探亲，亲戚是开超市的。
创作时又要想，你一个香港人难道写特务身份吗？没人相信，那演什么，只能是警察身份。美国人写特务，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说什么你都能相信。动作片我们要打出去，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
想好这个故事以后，我还不能让成龙像以前《警察故事》这样，在商场追匪徒，飞身跳出去追。美国人看《007》觉得可以接受，看《碟中碟》会幸福，那时候香港还没回归，还没有电影在美国主流市场上过，他们对我们不熟悉，于是我想了一招，这招是什么呢，就是我做我自己的替身。
因为所有好莱坞的电影，动作电影的主角危险镜头都是替身做的，他的演员保险公司不允许他们做危险动作。可是我们没有保险，我们想买保险他都不给你，让买的保险都是平常的保险，不保我们拍戏。
所以，想要打进外国市场时，我就想到父亲教我的那句“要做到能人所不能”，一定要问自己，人家凭什么看你的。飞机大炮打不过人，飞车打不过人，人家演员也很多，讲英语也比中国人好多了，那拿什么出来呢？我想到了拳脚功夫。
我在加拿大有一次去看外景，见到一个气垫船，气垫船很酷，我在沙滩上见它冲上来，一个乌龙摆尾，所有人都走得远远的。我说这个很漂亮啊，我马上想到中国人所说的路上行舟。我就说，路上行舟这个能不能放进去，因为我们做电影做创作一定要原创，原创是没有人拍过的，成龙没拍过，好莱坞没拍过，那才是成龙。
因为《红番区》的大部分对白讲英语，所以我在写剧本的时候，都会尽量让中文的嘴型跟将来翻出来的英文是对嘴的。我写的时候就要想对白，中国人的市场我就多一点中国人的戏，在美国上的时候，粤曲演唱部分就全部拿掉，因为人家听不懂。
在场面上，我们有打有笑有美女。当时美国的片子，要么是金凯瑞那种笑片，要么走《第一滴血》开枪、肌肉那种，真正又打又笑的这个品种在那个年代美国是没有的。所以我创造了一个动作喜剧，创造动作喜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如果动作电影是限制级，那得十八岁以上才能看；如果动作片是PG-13，十三岁以上都能看。这种类型的电影是最合适的，可能给我们带出更好的票房，而动作喜剧往往是PG-13。
《红番区》当年在香港拿了五千四百多万港币的票房，破了纪录，除三分之一扣在院线分账宣发费用上，收回来的有一千多万。在北美拿了三千多万美元，也破了当时的最高记录。
讲了这么多，其实想告诉大家，创作的时候，目标方向要清楚。如果你很喜欢一个故事，拍完希望参展拿奖，它是一种方式。你想拍一部能够给大众带来娱乐的商业片，它又有一种方式。
如果想要拍一个能够走出去的中国电影，可能你考虑的东西要多一点，多一点就是，里面的内容、文化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你有没有用西方的语言去讲一个事？
我安排成龙被小流氓追到一个巷子里面，流氓拿一个最差的左轮手枪，你那个大英雄动都不能动，我拿玻璃瓶就可以把你干掉了。很多美国的影评人说这场戏很不港产片，以前我们《英雄本色》可能双枪，只有他打中你，你打不中他，中很多枪还能打；要么就《黄飞鸿》，一天打一两百个，都有的。
可是把这一套扮给老外看，他就觉得你来给我耍帅，他不一定接受。你看到我不想打，一下就被打趴下了，观众觉得这个人真实。你再看那一场跳楼戏，脱了裤子让人kiss my ass，这种奇耻大辱，只能打完你屁股我再跳。跳楼我可能会死，可是我情愿死都不屈服，这种精神让所有的观众都在鼓掌。
我记得我第一次享受好莱坞的首映礼，整个好莱坞大道被封掉，那个时候我很年轻，34岁，很开心坐了一个很长的豪华轿车。一坐进去想跟那司机讲话，有玻璃你讲不到。有四百台那个摩托车，哈雷戴维森，长着大胡子杰克那种。
再有三十台美国的警车，帮我跟成龙开道。来到电影院，进去一看，是上千人的电影院。当时我印象深刻，像是开party那样，那些影迷啊，一起看一起鼓掌一起笑，整个气氛像开派对，不像今天这么安静地去看。
这就是每个地方的观众都不一样，文化不一样。当我的电影在全球上映时，我会去每个国家，会坐在一边，陪着观众看。刚才你们看我的时候，我就坐在后面，陪着你们看，我看的是你们对每一个场景的反应是什么。
像《功夫瑜伽》，我在中国看，在泰国看，在马来西亚看，在欧洲看，观众的反应都不一样。所以，对观众们的了解，对一位商业电影的导演、编剧，或者制片人、投资人来说，你们要想得更多。因为凭中国现在的市场，肯定会成为全世界单一最大的电影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