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研究者资料收集与分析方式的不同，质性研究范式的教育政策研究具体使用了个案研究、民族志、话语分析、扎根理论与解释主义以及后质性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沈永辉，男，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37
内容提要：2015-2017年，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的质性取向突出。根据研究者资料收集与分析方式的不同，质性研究范式的教育政策研究具体使用了个案研究、民族志、话语分析、扎根理论与解释主义以及后质性研究方法。从这些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关注“实践”中的教育政策，即存在于文本之外、活动于主体之间、无法脱离现实实践世界的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研究是以多学科的方法论为基础，以教育政策为学科对象，以研究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监控、反馈、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特定知识部门[1]。西方有关教育政策的研究出现于19世纪末，伴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在发展中吸收其他学科的原理和方法，表现出研究方法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2]。有研究者认为，进入21世纪后西方教育政策研究呈现出了后现代特征[3]。
本文选取了2015年至2017年这三家期刊发表的教育政策研究论文共计230篇，其中119篇选自《教育政策期刊》，99篇选自《教育政策》。《美国教育研究》是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AERA)主办的一本综合类教育研究期刊，本文仅选取了该刊物的13篇教育政策研究论文。230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所在科研单位分布在21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其中美国比例最高，有125篇(54.1％)；英国第二，有43篇(18.6％)；排名第三的是澳大利亚，共计21篇(9.1％)。随后依次是瑞典(6篇)、加拿大(5篇)、以色列(5篇)、爱尔兰(3篇)、新西兰(3篇)。芬兰、韩国、德国、新加坡的研究者各发表了2篇论文。而阿根廷、丹麦、法国和塞浦路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比利时、西班牙、斯洛伐克、俄罗斯的研究者各有1篇论文发表。
所谓研究方法，“它是研究者由已知的此岸达到未知的彼岸而必须经过的一座桥梁，是研究者的一种表达的可能性”[5]。因此，研究者使用何种方式进行“表达”直接受到“此岸”和“彼岸”的影响。根据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般分类，本文将所收集的论文按照思辨研究、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四种范式统计，结果显示有148篇研究论文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占所有论文的64.3％；定量研究的论文数量为44篇；思辨研究的论文数量是24篇；还有14篇论文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可以看出，国外教育政策研究体现了较为明显的质性研究取向。
从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转型来看，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对教育经验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质疑，定量研究方法受到抨击，进而使得国外教育政策研究出现了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转向[6]。因此，以研究者本人作为工具的、具有解释性意义的质性研究方法逐步主导国外教育政策研究。从国外教育政策的研究目的来看，分析政策对象的认知、评价与行动，政策内容以及政策生产机制的论文较多地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围绕这些议题，研究者们使用个案研究方法去完整呈现“地方性”教育政策；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去关注特殊群体与政策的互动过程；采用话语分析的方式主要是为了对政策内容的分析能够超越文本，关注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使用扎根理论和解释现象学分析是为了呈现政策行动者的主观建构；而后质性研究的提出体现了研究者们关注到了空间生产在教育政策实践中的意义。这些质性取向的教育政策研究，主要体现出研究者们关注“实践”中的教育政策。在研究者看来，教育政策存在于文本之外，活动于主体之间，无法脱离现实的实践世界。
个案研究是一种以限定的空间与时间为范畴，聚焦于特定完整形貌的事件单元(events)的研究设计。采用个案研究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对于社会现象真正的理解，需针对有限时空下的事件发展，取得更缜密而完全的信息，包括情境脉络的特色、细致的因果机制，以及深植于现象背后的文化与价值等隐晦的元素[7]。研究者使用个案研究方法力图勾勒教育政策的独特性或者尝试完整呈现“地方性”教育政策。
根据时空限定范畴的不同，研究者们既有可能将一个国家作为分析对象，也有可能将国家内的某一地区作为分析对象，而政策影响下的个体也同样可以被用于个案分析。从个案分析的具体策略差异来看，研究者们一般使用工具性的个案研究(instrumental case study)策略，即个案被选择是基于经验或者理论上的代表性[8]。比如，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了关于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估的政策制定与实践。结合“自治”和“控制”的理论框架，贝格(Bergh A.)将瑞典教育质量提升的国家政策作为个案分析对象。通过分析瑞典国家政策对地方政府、学校和教师在教育质量提升方面的期望变化，他认为瑞典的教育质量概念由早期的以教师评价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市场和社会需要为标准。这种变化同样使得“质量理念”(quality idea)转变为“质量统治”(quality regime)，进而导致地方自主和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