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对传统文史研究的影响，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很多批评主要针对研究人员的个人文化和历史素养以及学术态度，并不否认技术可以增加杰出学者的实力。擅长搜索的学者也可以认识到文学和历史素养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依靠电子资源。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电子技术确实让一流的学者(尤其是实证学者)看起来遥不可及，这至少提高了学术研究的平均水平。
计算机可以更准确地完成整理、注释和考证的一些初步工作。在人机结合的研究过程中，“聪明的孩子，自然会堕落”。第二，目前的电子文本并不完美，甚至扫描版本也经常不完全忠于原著，在被引用之前，必须对照原著进行检查。但这仅仅表明，目前的数据库并没有摆脱过去“参考书”的性质。以前的研究也查阅书籍、索引等，甚至经常代表他人引用或搜索。这证明“工具”没有被排除在外。
如果数据库被理解为先进的“逐字索引”，它的学术价值自然会显现出来。此外，纸质文件(特别是校对过的副本)也经常不正确。在古籍整理中，也有许多基于“传书”的例子。事实上，核心问题不是当前电子文本中存在多少具体错误，而是注释是否可以追溯和规范。如果电子文本被盲目拒绝，这可能也会使数据库开发人员缺乏使电子文本准确的动机。促进材料深度辨析。
一般认为，电子检索作为一种“快捷方式”，常常会导致学者过于重视关键词，而忽略同一词所处的不同语境。在大数据时代的文本研究中，时代精神、作者习惯和史料的性质都缺失了。在我看来，这种疾病在传统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中也并不少见，但在大数据时代可能会找到解决这种疾病的新机会。首先，大数据时代拥有丰富的资源，找到补充证据和反例比以前更容易。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和控制孤立证据的任意性，有助于深入理解历史材料所处的特殊语境。其次，当大数据呈现所有信息时，它可以帮助学者在许多方面辨别问题，甚至以“结构正义”的方式启动新的研究思路。例如，高树伟在研究《永乐大典》的辑佚条例时，推翻了“直接取全文”的理论，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大典》收集的一般例子，即依靠大量文本的方式来纠正学校。
这种理解发生了变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借助一般例子建立一个参考系统，这可以用来重新认识以前汇编和报告的结果，这也可以称为类似于“整理和报告”的“汇编和报告”。黄一农最近在脂批本“宁”字禁忌的研究中提到，应该为法典的研究建立一个参考框架，这似乎遥不可及。作为另一个例子，在仔细阅读文本时，无论作者是直接使用某个典故还是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都有很多可能性。
注释和文字批评者往往注重锁定甲、乙双方之间的因果传承关系，但他们往往忽视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引入了“互文性”理论，试图表明这种影响往往是网络式的、多源的、多流的。张苏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E -互文性”的概念，旨在指出大数据时代将有助于深入理解这种多样性。随着大数据提供的便利，考证显示出“后发先至”的现象。资深学者多年来研究的问题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被新一代学者解决。
至少在这些问题上，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可能高于传统知识体系，发现知识的能力可能比知识更有效率和更重要。这并不是说，新时代的学者可以在不掌握知识的情况下解决问题，而是说，信息素养可以快速进入新领域，为研究需求构建有针对性的知识体系，这对于传统学者来说更难做到。
当然，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人文”研究尚未产生一流的成果，大多数成果仍在具体问题上，但尚未建立新的范式。然而，在过去十年左右，这个领域的学术积累呈指数级增长，这足以让人们期待从“数量变化”到“质量变化”。或许，在未来，传统学者也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并考虑他们是否可以制造数据库不包括的知识，并突出研究人员的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