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知府属于四品官，是“亲民最要之职”，掌领数县，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乾隆大帝以为知府一职承上启下，是州县官学习的榜样。并且他还认为如果知府精明能干，熟谙政事，即使州县官平庸无能，也可以被激发起奋力向上之心。若是知府懦弱无能，驭下无方，州县官也会苟且偷安，荒废政事。
同时，州县官由于职位卑下，无权被皇上引见，其到底如何还得靠知府去检查监督。于是乾隆不断强调:要选娴于政务的人担任知府，并且对在任用知府一事上非常谨慎小心，恐怕失察，而贻害地方。
乾隆大帝也知道，以引见的方式来考核官员，仅凭他们的容貌形象和临时的神情应对，只能获得粗浅印象。为此他说“甄核于奏对之时，类乎皮相。”但作为一种差强人意的方法，他仍认为通过引见，“人材大概，差无遁形，自临御至今四十一年，简阅已多，亦颇十中八九”。为了弥补引见时临时考核的缺点，他还常辅以进一步的调查。乾隆三十一年，新任江西袁州知府唐灿引见，被乾隆评为，“看其人，甚懵懂，于地方政务恐未暗悉”。由于对此人实在是不放心，他便命令江西巡抚吴绍诗留心考察唐灿的政绩并指示说:若唐灿“实在难以胜任，即行具折奏闻，无得稍存姑息”。
乾隆大帝深知掌握任免大权的皇帝对吏治的好坏起着关键作用，责任之重大让他自己都感觉头疼。他说:“但人才自甘为难，即如州县等用科目出身之人，原为伊等读书苦攻数十年，始博一官，是以按资铨叙。每于引见时，有年力衰迈之员，欲不用则弃置甚悯，用之贻误地方，不得已令其改教。在伊等而不用，则未必尽皆心服。若使强强夺理，方谓一见何以决其不能胜任，究亦难与辨晰。其实衰府弱茸之员，断不能膺民社重寄即未经扣除而将就录用徐观其后者，亦不知凡几矣。”这一段话也道出了乾隆大帝在任免官吏上的苦衷实在不少，使他只能尽力而为，任免之中也难免有不妥之处。
总之，在乾隆大帝通过各种方法，长期考核甄选下，为清政府培养了一批能干的官僚。依靠着他们，乾隆朝达到了统治前期、中期的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