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堑山湮谷，直通之”，是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对一条伟大道路的描述。这条修筑于2000多年前的大道，出秦都城咸阳以北50公里云阳城(今陕西淳化县北)的甘泉，沿陕西旬邑、黄陵、富县、志丹、安寨、榆林，进人鄂尔多斯高原，经伊金霍勒、乌审、东胜、达拉特，抵达九原郡(今包头麻池古城遗址)。史籍称其为直道。司马迁说，此道“道广50步，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古闻传说，此道一半隐于崇山峻岭，一半伏于茫茫大模，全长约700多公里，宽约二三十米，能并排跑十辆马车，纵穿黄土高原，大秦威猛的铁甲骑兵3天即可从都城咸阳赶到阴山脚下。
尽管司马迁在描述这条大道的同时，也提到“道未就”，是说这项发端于秦始皇的直道工程到秦二世时尚未竣工，但今天的史学家们还是幸运地找到了它的遗迹。
沿着古云阳一个据说是秦直道起点的地方向北，依稀可辨直道的遗迹，而到了陕甘交界处的子午岭，直道便没了踪迹。后经考察，在地势险要、人烟稀少、呈南北走向的子午岭山脊线上，不仅发现了刻有“秦直道”三个大字的石碑，还有三四十米宽的平台，很像直道的路面。专家分析，将直道修筑于岭上，最大的优点就是道路不会积水，四周又有树木遮蔽，易于避开匈奴骑兵往来如风的伏击，且道路修得足够直足够宽，方能实现强大而快速的运输能力。由此可见，修建“秦直道”的主要原因，还是行军和运输军用物资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秦直道”可谓名副其实的军事高速公路。
观直道遗迹，人们会在情不自禁中感叹它的浩瀚和雄伟，并为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的精确测量、定位、施工等技术而折服。
如果说秦直道是当时的一项创举，那么，和它一起载入史册的，应该还有秦时一代骁将蒙恬将军。
蒙恬，祖上是齐国人，自祖父蒙骜起均为秦国名将。公元前215年(始皇32年)，秦始皇嬴政命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攻取河南地(今鄂尔多斯河套地区)。匈奴兵败后退到阴山以北。次年，蒙恬收复整个河套地区。从此这片广大的区域归入秦王朝的版图。秦统一全国后，分天下为36郡。蒙恬将军遂受命固守于此，长达十余年。《史记·蒙恬列传》)有这样的记载:“秦已并天下，乃蒙恬将30万众北逐戎敌，收河南。筑长城，固地形，用制险塞……”“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震匈奴”。
蒙恬的另一大功绩，就是主持修筑了“直道”。直道的修筑，加强了秦朝中央与北部边睡的联系，可快速驰援北方，有效遏制匈奴的侵扰。据史学家推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时猝死道中，赵高与皇子胡亥合谋封锁消息，命巡游大军仍按原定路线到达北方的九原郡，然后就是沿“直道”南行回到都城咸阳的。
秦亡后，“直道”仍是中原汉王朝控制北方地区的重要通道。西汉时几次对匈奴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通过秦直道来完成的;汉武帝几次对北方地区的重要巡视，也是经由秦直道来进行的。东汉以后，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统治中心的东移，秦直道的功用逐渐减退。然而，这条南北大道在维系、沟通中原地区与北方边陲方面，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专家认为，秦直道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之线，并存在久远。这一点，直道沿线发现的许多历史文物均可证明。清代嘉庆年间的文献记载:“若夫南及临潼，北通庆阳，车马络绎，冠盖驰驱……”这说明秦直道的荒废，仅是近几百年间的事。
两千年间，秦直道上走过多少金车铁马、征夫戍卒、巡行仪仗、商旅驼队，已无从查考，但科学家对秦直道的考察成果告诉我们，它不仅是一条军事之路，还是民族和亲之路，商贸发展、文化交流之路。它起过重要的军事作用，但在更多的岁月里，它的作用则是沟通南北、促进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流。这个作用也使得秦直道至今无愧于伟大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