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场著名的对话。曾文正公像个时评节目主持人似的，在阐述了“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的景象后，问赵：“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可叹的是， 1911年，时间再不等人。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哪怕清政府的改革和宪政提前七八年，革命的势力也不会那样强大和具有渗透力，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不会像末期那样险恶，政府的权威在民众中尚存，清廷不致于那样手忙脚乱、仓惶被动和不知所措地无头苍蝇一样仓猝地进行朝令夕改的“改革”。
当革命党面对强大的帝国体制时，便自然产生一种无奈和绝望：清廷拥有组织严密、武装到牙齿的数十万新式军队，而自己则是饷械皆无。革命党筹款艰难世人皆知，一次精心策划的起义，花费的资金动辄十几万、几十万。起义所需的资金对囊中羞涩的革命党而言实在是天文数字，而起义的成功率，革命党自然心知肚明。而暗杀则可以起到震慑清廷、扩大影响的作用，其性价比比起义划算得多。[详细]起义：一次次冲击帝国大坝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直接、间接地组织、策划了10次反清起义，没一次成功。虽然一次比一次接近成功，但总叫人感觉是小打小闹。每次起义都显得准备不足，力量微弱，常常是仓促之间，强行出击，这种添油战术实在是兵家大忌。可孙中山何尝不想一举成功？从历史的眼光看革命党的10次起义，虽说每一次起义都不太靠谱，但是起义一次一次地强化了革命党的意志，最终确立了革命之势。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出台这一政策的初衷基本可以归纳为“要想富，先修路”，算是一项惠民政策。然而，由于执行政策的仓促和僵硬，以及早已凸显的地方和中央权力之争，终于激起四川保路风潮。刚愎的清政府则一次次地葬送着和平解决四川问题的机会，让7000万人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屈指可数的几个能臣相继在这里折戟，平乱部队入川犹如抱着干柴灭火最终，糜烂的四川给武昌提供了打响第一枪的机会。[详细]
自从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汉人士绅的权力就遭到巨大的压制，在清王朝建立之后的200多年中，朝廷对于汉人士绅可谓是“态度复杂”，提防着、利用着、拉拢着、打击着从来没有放心过。太平天国起事之后，地方士绅阶层的势力有所提高，他们办团练、自筹军费，为朝廷剿灭发捻立下汗马功劳，在朝廷危难之际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庚子之后，国势不振，士绅们的态度再次成为左右局势的决定性力量。[详细]
从1905年到1910年，企业家阶层一直是立宪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群体。虽然推动清廷立宪是时代大势，却也要冒无穷的风险。朝中洋务派出身的大员往往顾忌身份，对喜怒无常的慈禧颇有忌惮，不敢出头领衔。维新派的康梁诸人，虽名望很高，但是在地方上则没有根基，而且缺乏资金，不能形成大规模的实际行动。于是，多金而理念超前的企业家集团成了唯一的可能。当时最热烈的立宪运动发生在民营经济发达的上海、江浙一带，而领袖就是“状元企业家”张謇。[详细]
张謇（1853-1926年），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立宪派领袖
1911年9月23日，湖北的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领导人们在武汉雄楚楼十号的刘公住宅正式宣布合并。合并大会上，大家接受了刘复基的提议，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不再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众人推举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政部长，刘公为总理。
湖北首义消息传到湖南，湖南的革命志士一时蜂起，派阎鸿飞去武昌联络，并要求派兵支援，形成了湖广一家同革命的态势。
从曾国藩办湘军开始，近代以来就有无湘不成军的美誉。湖南光复后，湘军及时驰援武昌，援鄂湘军先后有10000多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纵观辛亥革命中独立各省，没有哪个省给了湖北军政府那么大的支援。湖南可谓是压倒清帝国最及时的一根稻草。[详细]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说：10月22日，陕西省首府西安爆发了可怕的流血事件一万五千名满族人有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都被屠杀。在“排满”情绪的支配下，乱军之中，许多旗兵和家属惨遭杀害确是事实，10月24日的西安，无疑上演了辛亥革命最为血腥的一幕。
满城亦称八旗驻防城，是清朝进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监视汉族反抗，设置的旗兵驻防地，是一座城中城，那里不许汉民居住，驻防旗兵约五千人。西安将军文瑞从咨议局逃进满城后，即令旗兵把六个城门紧紧关闭，沿城墙布置了守兵，和起义军对峙。
24日黎明，起义军按照原定方案，向满城发动猛烈攻击，满城内的旗兵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于是誓死抵抗。
云南辛亥革命，斗争的激烈程度是除湖北武昌首义之外，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大的一次。这一仗，起义者牺牲150余人，受伤300余人。作为一个边疆省份，云南的光复或许在当时来看仅仅是独立的十四分之一，但是，这次起义让许多将星走上历史舞台，打造了一支民国时代的劲旅。[详细]
周边各省纷纷独立，福建的独立看起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立宪派希望实现不流血的革命，开出条件：政权移交给新政府，满族官员投降并交出武器，满汉不再区别对待，满人的俸禄照发不误。革命党人也贴出告示，“力劝满员归降”。
江苏是清廷财赋的主要来源，人文荟萃，民族资本实力雄厚，士绅力量强大。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前，江苏一直是立宪派的地盘，武昌起义爆发后，在立宪派领袖张謇和新派官僚程德全的操作下，江苏大部分地区实现了不流血的“和平革命”，比起其他一些省份枪林弹雨、人头滚滚，苏州以几片瓦的代价实现了和平光复，当时的儿歌唱道：“苏州光复苏人福，全靠程都督”。
南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座六朝古都既是大明朝的故都，又是太平天国的天京，政治地位非常重要。从战略上看，革命党只有占领南京，扫除这个清政府在江浙地区的最后堡垒，才能使长江中下游光复各省联成一片，才能在战略上与清政府形成对峙之势。
南京官场非常复杂。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丰润县人，由翰林转任御史，又外放监司，本是庸碌之辈。1909年前后，张之洞、鹿传霖相继去世，张人骏年逾七十，渐萌退志。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声势浩大，铁良、张勋也觊觎其位，张人骏求去心切。藩司樊增祥先一步洞识时局，认为革命必定成功，悄然离职，又使张人骏少了一臂膀，更坚定了他逃跑的想法。[详细]
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上海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病房里陶成章酣睡正甜，二人拉开门朝着陶成章开抢。听到枪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起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经命丧黄泉。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同盟会的革命小将暗杀了光复会的大佬！此时辛亥革命刚刚取得了初步胜利，可两大革命团体同盟会和光复会就已经剑拔弩张，甚至大打出手，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来。[详细]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安阳洹上村时，袁世凯正在做寿。闻听湖北乱起，一座皆惊。袁世凯立刻让人撤去酒宴，挥退戏子。然后，他摆下茶围，与来客共谈国事。他强调，大家是谈，不能说“商”。在座诸人，你一言我一语，大抵都讲，武昌叛逆不过数营，瑞澂、张彪定能制服叛逆。有人说，革命头子孙中山、黄兴都不在湖北，叛逆之人群龙无首，定不能成事。还有人讲，武昌是乱兵哗变，志在哄抢，一俟大军压境，必然随之消亡。
袁世凯不言语，静听诸人发言。良久，他徐徐道：“武昌之乱，不比长毛（太平天国）。摄政王乃一高墙内养成的王爷，未经世事；瑞澂、张彪二人，皆平庸之辈，安能镇乱！”
听袁世凯如此说，立刻有人奉承：“如此说，天下大事，非袁宫保您出面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