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在河南周口考察粮棉种植纪实
尹程起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1993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1994年粮食收购实行保量放价政策，政府向农民收购5000万吨合同定购粮数量不变，收购价格将随行就市。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1994年 5月22日,在郑州召开冀鲁豫三省经济工作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带领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风尘仆仆来到河南的粮棉大县实地考察，选择全国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县、全国优质棉花生产和出口基地周口地区扶沟县。小麦黄熟,棉苗翠绿,麦收之际的中原大地,一派丰收景象。朱镕基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副省长范钦臣、李成玉、周口地委书记王明义、地委秘书长程继先、行署副专员杨春雨等省地领导陪同下，到周口地区扶沟县农村考察调研。中共周口地委办公室安排周口日报总编辑李尊杰和我一起,随从做记录、摄影报道工作。
尹程起 摄影报道
一、深入田间地头详细询问农民麦棉种植生产情况
烈日炎炎，麦浪金黄。1994年5月22日上午十点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农业部副部长吴亦侠、内贸部副部长白美清、农业银行副行长胡楚寿等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中央及省领导乘坐的中巴车，直接开到扶沟县大李庄乡间小道农田旁边。
朱镕基在麦田边，与农民亲切交谈粮食种植生产情况。 尹程起 摄影报道
朱镕基一行首先来到大李庄乡高河套行政村查看了麦棉生产情况，并与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进行了亲切交谈。他详细询问了农民高洪恩的生产、生活情况，当他了解到高洪恩依靠科学技术，实行麦、棉、菜间作套种，每亩生产350公斤小麦，100公斤皮棉，加上蔬菜和苹果的收入，人均达1700多元时，高兴得连连点头，并称赞说：“你们创造了一种很好的耕作方法，“麦棉套”这个耕作方法太好了！它证明土地的潜力是很大的，农民依靠土地也是可以致富的。”
扶沟县农艺师高喜向朱镕基介绍麦棉套种情况。 尹程起 摄影报道
朱镕基还向农民详细询问了化肥、农药、地膜、电费、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粮棉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还告诫当地农民，要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争取更好的收成。
他还鼓励农民科学种田,麦棉套种。麦棉套种是解决人多地少、粮棉争地矛盾,最大限度的提高光能利用和土地利用率,实现粮棉双丰收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途径。麦棉套种麦棉共生期间热量和光照不足是影响麦套棉花早发、早熟及产量、品质的重要因素,推广应用麦棉套种栽培技术,有效的提高生产效率。
查看小麦长势情况 尹程起 摄影报道
二、发展大棚蔬菜等于办了一个很好的乡镇企业
扶沟县是河南省塑料薄膜保护栽培面积最大的地方之一，其中用于棉、瓜。菜育苗移栽的达85万亩。日光温室和普通大棚蔬菜1.9万亩，四季都产时令鲜菜，年总产量达2.4亿公斤，远销北京、西安、兰州、沈阳、新疆等地，有力地服务了城市的菜篮子。赵沟又是大棚蔬菜的“状元村”十多年来其种植方式由露地菜、塑料弓棚逐渐发展成为塑料大棚、小弓棚、日光温室兼有的集约化、保护性栽培：种植品种由单‘性到多样化、多茬次，蔬菜种植面积已发展到320亩，年产蔬菜500多万公斤。朱镕基走进高达摄氏40多度的闷热的塑料大棚里查看，与赵沟村民攀谈，对塑料大棚充满兴趣。
“现在当家的是什么菜呀?”朱镕基问。
“现在是黄瓜。冬天是芹菜，夏天栽葱，秋天是西红柿臼一年四季合计可以弄35000到4000斤”菜农答。
“你这样种出来的黄瓜，一斤成本合多少?卖多少钱?”
“成本一斤一毛多．便宜的卖两手多，贵的卖一块多，平均三四毛。高的一亩地一年可以弄一万多块。”
“平均一亩收人多少呢?”
“平均一亩纯收入2500块”。
朱镕基在详细询问了蔬菜产销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后话锋一转，闻道“省里、县里给你乱摊派没有?’
“没有，没有”菜农连声说，有人开玩笑地插话；“省长，县长在这儿，他不敢说。
另外一位菜农说，“真的，俺这个村，几年来向农民收提留从来超过政府规定的5%”。
“还有一个问题，你收入这么高，钱怎么花呀?”李长春问。
“这不盖楼了嘛！”农民指指村边正在施工的一些楼房。
“盖楼应该有一个规划，不要乱盖．我在上海的时候，要求一个村一个村都搞了规划。盖什么样的房子，要多搞几种设计，不要搞成一样的，难看！”朱镕基副总理叮嘱道。
离开赵沟村后，朱镕基还一直想着这里的塑料大棚．他说，一个塑料大棚也相当于一个乡镇企业，有的乡镇企业还没有这塑料大棚的效益好，要多发展这样的多种经营。朱镕基与高洪恩等农民一一握别后，来到了城郊乡赵沟村，考察蔬菜生产情况。这里塑料大棚和温室菜棚鳞次栉比，白茫茫一片。在一个大棚里，行政村党支书记赵金德向朱副总理介绍了该村的蔬菜生产、管理、销售和收入情况。当得知他们引进推广先进技术，提高蔬菜产量和质量，建立批发市场，组织蔬菜外运，使本村蔬菜远销到兰州、西宁、北京、哈尔滨等大城市，菜农人均纯收入2500元时，朱镕基、李长春等领导同志非常高兴。
朱镕基说：“你们发展大棚蔬菜，等于办了一个很好的乡镇企业，农民收入也赶上了城里的工人和干部，要下决心继续抓好。”李长春同志说：“你们这里是典型的‘公司加农户’，这种组织形式应该积极推广。”朱镕基同志还详细询问了蔬菜生产、运输、销售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县乡有没有摊派现象等，赵金德回答说：“我们这里已经几年没向农民提留了，县乡都没有搞摊派。蔬菜病虫害防治、运输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朱镕基告诫陪同的同志：“农业科技工作要跟上。对运输秩序、市场管理、社会治安要综合治理，为农产品进城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在离开赵沟前，朱镕基语重心长地说：“农民富裕了，我们要正确引导消费。盖房也要有个规划，县里要帮助多设计几个方案，不要搞一个模式。还要注意卫生，不仅新房内卫生，房外也要讲卫生才好。
三、探讨粮棉大县财政穷县农业发展的希望
扶沟宾馆的会议室里。朱镕基副总理和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在认真听取地方有关同志的汇报。
下午3时，朱镕基召开座谈会，周口地委书记王明义、扶沟县委书记白敬亚，一五一十地陈述了农业区的发展成就和存在问题。周口地区和扶沟县立足区情、县情，理清发展思路，狠抓“一优双高”开发，提高粮棉产量和质量，发展以黄牛为主的养殖业，搞好农副产品转化增值，立足本地优势，大力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业，拉长农业链条，实行规模经营，发展区域经济，普及深化集约经营，就地消化农村劳动力的情况后，王明义、白敬亚还联系实际，反映了工农产品“剪刀差”拉大，种植业比较利益下降；国家对农业信贷规模小，资金到位迟；现行的粮食购销办法不够完善、配套，对粮棉主产区压力大；棉花购销政策对棉区、棉花兼顾不够等问题，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在座谈会上，朱镕基作了重要指示。他对周口地区经济发展思路和重视农业的做法表示满意。他强调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心农业、农村工作，对粮棉主产区非常重视。年初党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粮棉油菜的生产一刻不能放松。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精神，把农业抓好，把粮棉油菜生产抓好。要搞好“菜篮子工程”，建立蔬菜基地，你们这里已经是蔬菜基地了，要继续下功夫抓好。要研究粮棉主产区的实际问题，一是要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还要缩小“剪刀差”保护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二是要扩大粮棉主厂区的信贷规模，支持农区发展以本地资源为主的加工业，但项目必须选准，选好、不能走财政拨款搞农业的路子，财政拨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要发展多种经营，比如多种点菜。我们上午看的那个村子就很好，菜种的那么多，那么好，等于办了一个很好的乡镇企业，大中城市的吃菜问题仅靠郊区是不够的，还要靠农区，要在农区建立蔬菜基地。同时，还要减少吃“皇粮”的人数，减轻财政的负担。针对王明义、白敬亚同志提出的问题域建议，朱镕基说，你们关心的几个问题，中央、国务院已在想办法解决，并已经有了一些经验。生产资料涨价问题一定要管住，要稳住或略有下降，这就间接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
1981年以来，扶沟县共向国家贡献商品粮73万吨，年均5.6万吨，上交商品棉823万担，年均64万担，人均贡献皮棉居全国第一位。但是，由于粮棉政策和购销、经营中的一些问题，粮食政策性亏损已达3700多万元棉花保管费挂帐225万元．在1993年的7.2亿元各项贷款中，粮棉收购资金和农业贷款就占了6.l亿元，能用于其它开发性建设的寥寥无几，很多工业投资和发展机会被丧失，成为名副其实的“粮棉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县级财力连发工资都极为紧张，根本谈不上上项目求发展。
粮棉主产区对国家的贡献，与国家对粮棉主产区投资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农业区的发展。在价格政策上，农产品的价格虽有提高，但远远赶不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幅度，1983年亩均投入28.73元，产出173.3元每人产出比为1：6.03。
1993年的亩产均投入112元，产出443.7元，投入产出比下降为1：3.95．平均每投入1元，比1983年少收2.08元。
另外，由于粮棉油的平议价差，自1980至1992年的12年间，周口地区农民向国家积极贡献43．5亿元而另一方面，国家对周口的投资则寥寥无几，农业贷款占全社会贷款余额的比例，由1980年7.%降为6.59%。因此，尽管做了很大努力，各项事业发展也比较快，但与全省，全国相比差距很大，“农业大区、财政穷区”的局面，没有明显改变，对农业区的考察访问，在粮棉县的耳闻目睹，深深触动着朱副总理的心。他说：“我们一定要增加对粮棉大县的支持，你们要放心。你们反映的几个问题我们会很认真地抓。
“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区局面；我们要适当调整粮棉收购价格。同时，你们反映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涨价，我们要马上抓紧整顿，最少要稳住，最好略有下降。这也是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对这个我们有信心，因为已经有了整顿石油流通体制的经验。”
当地、县同志提出，国家应该从政策上给农业区再多留一部分财力，使地方财政有能力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项目发展时，朱镕基说：“财政的收入要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问题．搞工业项目还是靠贷款．但项目要选准，不要搞首长项目，造成搞一个项目背一个包袱．银行是靠贷款赚钱的．真正有效益的项目谁不贷啊！对这样的粮；棉大县，我们要扩大种植规模，帮助他们尽快地发展起来．另外你们还要大搞多种经营．我们看的塑料大棚蔬菜就很好．将来大中城市的蔬菜恐怕都要来自农区，这也会给农区带来很大收入。”粮棉大县的干部农民与国务院负责人的深入交谈，给人们的心里带来了希望!
面对粮食价格持续大幅度上升,国务院在1994年两次发出通知,规定除承担国家粮食收购任务的单位和具备规定资格并经核准的粮食批发企业外,其它单位和个人都不许到农村直接采购粮食。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国家粮仓，始终把粮食生产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河南省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义不容辞。周口地区从本省实际出发，探索走出了一条不以牺牲粮食和农业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有了粮食和农业这一稳定的根基，把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结合起来，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潜能也不断迸发。周口在以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和探索中，更是强调了不牺牲粮食和农业。
国家规定在产区完成定购任务前，只允许销区到产区县以上批发市场购买，而不允许直接到地头收购。当时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粮价暴涨主要是受到群众对通货膨胀心理预期的影响，粮食市场有人乘机炒作，哄抬粮价。我国发生了粮油涨价风波，虽然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稳定市场的通知，要求国营粮店执行规定的挂牌价格，国内市场粮食价格突然暴涨，政府粮食部门对粮食收购的难度相当大。
随后的市场粮油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政府对市场的预期，这使得放开的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出现反复。因此，这一年的农产品收购战，演变成了一场政府为了保物价、保民生而进行的市场控制战，政府不得不动用财政、金融甚至各种行政手段，从农民手中抢收粮食、油料等主要农产品。
由于粮食收购的难度越来越大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一些地方政府为压低市场粮食收购价格，以保证按政府定价完成合同定购粮的任务，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来限制粮食的市场收购和流通，有的地方甚至采取层层设卡、关闭市场来封锁粮食的流通。
按常理说，粮食丰收，量价齐升，农民增收，为什么还要压价封市场呢？但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站在政府的角度，情况就不同了：一是政府要完成国家下达的定购粮收购任务，这是国家稳定的需要，而农民则初次尝到了市场的“甜头”，希望尽量多地按已经上涨了的市场价格来交易，这是一场博弈。二是从粮食主产区的角度看，由于我国粮食储备主要在产区，卖粮难时产区政府承担了巨额的仓储、损耗、利息等费用，在市场购销两旺时正是试图挽回原有的损失机会。最重要的深层原因还在当时统一的市场体系尚未建成，市场竞争无序，政府从稳定市场、稳定物价、保护民生特别是城市民生的角度，关闭市场是当时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民以食为天”，粮食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深入农村粮食种植和粮油市场考察调研后，朱镕基说：“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也可以说是它的灵魂，就是粮食的定价要符合价值规律。”，“定购粮的定价原则有三条：一是要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要有利于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三是要让城市人民能够承受得了。”实行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后，我国粮食形势好转，产量丰收连创新高。
1994年5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粮食价格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放而有管、管而不死、购销方便、调度灵活的现代化的粮食市场；不能把放开价格理解为放开不管。我们不能不对通货膨胀予以高度重视。当然，只要农业不出问题，所有这些还可以控制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农业有三长两短，那么通货膨胀的发展就会相当严重。而通货膨胀具有一旦启动就会加速发展的特点，它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自动停止和消失。国际、国内经验还表明，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蘋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时过境迁，将近三十年的今天再回头看，作为一国经济掌舵人的朱镕基同志，当时是处于“救火”阶段。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适逢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朱镕基直接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与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趟过一个又一个雷区，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他主管经济工作以后，始终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粮价事关民生和社会稳定。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稳定粮食生产和供应，他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上下了很大功夫。他亲自到田间地头与农民谈粮食收购价格，既要让农民满意，又不能超过国家的承受能力;与粮食收购部门谈，要保证及时收进定购粮食的数量;与政府谈，产量区的利益补偿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完备的统一的全国粮食市场购销体制。为了稳定农村的形势，研究粮食的购销体制，既要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要考虑到城市人民的承受能力，做到既能够调动农民积极性，又能够保持粮价稳定，确保民生和社会稳定。在他的主持下，完成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扩大了对外开放。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有效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