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5日，“立夏”，节令的风轮转向了夏天第一个节气，告别了山花烂漫的春天，炎炎夏日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来临了。
此刻，是进入五月后的第一个周末，夕阳染红了远处天边那一抹浩瀚苍穹，独自站立于“半江瑟瑟半江红”的渭水河畔，67岁的陕西蒲城人赵宪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作为一名工程测绘师，人生的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国家的测绘事业，修桥梁、建高铁、治河道、勘矿藏，处处都留下了他呕心沥血、顽强拼搏的忙碌身影，然而，在与亲兄弟的一场“拉锯式”官司中，令他十几年来身心疲惫、如鲠在喉，他决定借用舆论的力量，向媒体反映、倾诉自己的心声，一吐为快，让正义的曙光普照三秦大地。
我叫赵宪虎，现年67岁，已过花甲之年，人生的大好青春及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国家的测绘事业。
1971年11月，我参加了工作，来到蒲白矿务局上班，由于兴趣和爱好，从1972年4月开始，我就与测绘工作结下了终生之缘，一直在蒲白矿务局测绘队工作，直到1994年企业转产。按照当时国家政策规定，要求我们走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就这样，我利用自己在单位20多年来学习的测绘技术，准备在蒲城县成立一支属于我自己的测绘队，好好干一番事业，闯一番天地。
1995年5月，我借款3万余元，在江苏常州购买了第一台测量设备D030光电测距仪，并组织人员，在蒲城县成立了渭北工程测量队。
测量队成立以后，我和大家经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辛勤的汗水洒向了全国各地的沟沟峁峁、山川大河、丘陵平原，为国家的测绘事业，默默奉献着青春韶华。
在每天的风餐露宿、精心测绘中，时间的风向标转向了21世纪。2001年，在郑州测绘学院毕业的女儿赵腾飞和其同学一块来到我队上实习、工作，于是，我开办了两期测量技术培训班，让一批热爱测量事业、能够吃苦耐劳、细心认真的高中毕业生来培训学习，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测量技术人才，也为我们渭北测量队注入新鲜的血液和后备力量。
测绘，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实用技术，要想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不但要有过硬的技术水平，还要有对社会、对企业高度负责的服务态度和奉献精神。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一线“实战”经验，一批国家级单位主动邀请我们参与他们的工作，例如：交通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公路桥梁总公司、西安煤航集团、陕西公路设计院等，我们的业务应接不暇，市场信誉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此外，每年都有新的测量设备添置进来，截止2003年底，测量队固定资产总投入已超过50余万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于是，我萌发了成立测绘公司的念头。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写到这里，我必须要停下笔，将思绪引到一段事关我亲弟弟赵某章的“故事”中来，正是因为我这位亲亲的兄弟，才导致了我后边一系列厄运的开始。
赵某章，也曾在蒲白矿务局某矿上从事物资采购工作，此间，工作上敷衍了事、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甚至挪用矿区财产，这些都可以从已过世的老父亲曾写给律师的证词证言中清晰看到。2002年，赵某章被矿上买断工龄，无所事事，后在父母的说合下，就出来跟我学习测绘技术。由于他是新手，业务不精，加上他以前在矿上也搞过采购工作，于是，到了2003年，我就安排他在西安联系业务、转送资料、收集信息、催促账款等非一线工作。此间，他认识了后续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宿某红，一位超市女售货员，不久，二人发展为情R关系。
2003年底，我的渭北工程测量队的工商执照即将到期，加之业务量逐年增大，我就准备在西安注册一家测绘公司，并在西安市工商局预留的两个公司名称中，最后核准通过了“陕西经纬数码测绘有限公司”这一名称；我又亲自租用了西安友谊路测绘大厦B座405室作为办公场所，为“陕西经纬测绘公司”的即将成立铺垫了前期道路。
由于我长年在外负责一线测量工作，不可能长期呆在西安，所以就把设立公司、办理执照等一系列事项全部交办给赵某章来打理。当时，我们经纬公司（筹）成立章程中明确注明：公司经营范围：控制测量、 GPS地形测量、工程测量、数字化成图、公路勘测、管网探测等；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股东出资方式、参股比例：赵宪虎60%、赵某章20%、赵腾飞20%。同时，我让朋友李某成代笔，填写了工商档案后，一并交给赵某章去工商局具体办理，这些最原始的公司筹办资料复印件，至今还存档于我手中。
按理说，事情的进展应该很顺利，可谁知，我这位亲兄弟却丝毫不顾念手足之情、背信弃义、利欲熏心、偷梁换柱，私自篡改公司名称、并将股东人数由最初预设的三人变为我和他二人，私改股份比例，安排其情R宿某红来公司上班，负责财务及出纳等核心工作。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从2004年8月底开始，注册公司等事项我全权交给赵某章来办理，原则上按我们一起商量好的即定方针办理即可。一直到2005年7月份，他告诉我说公司手续办下来了，因工商局已有重名，公司名称就改为”西安环宇数码测绘有限公司“，只字未提股东参股比例一事。念在兄弟情谊的份上，我也没有过多追问，而是一门心思在外打拼，力求把公司做大做强。在随后的几年间，我带领技术人员，风餐露宿，共完成5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累计产值高达上千万元，但每当问及赵某章工程款回笼情况时，他始终含糊其辞，总是说外欠款项大部分都没有到账。所以从2005年到2006年底，我们就没有清算过账务，更没有分过一分钱的红利。
直到2007年底，有人给我反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变更到了宿某红名下，此时，我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决定认真地查一查这几年来公司的账务及全部往来合同，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我首先到西安市工商局调出了企业档案，发现早在2004年11月，“西安环宇数码测绘有限公司”就已经注册，赵某章将股权比例变更为：赵某章占60%股权兼任法定代表人，而我赵宪虎仅为40%股权兼任公司监事；2007年5月，赵某章与宿某红二人合谋，私自挪用公司资金，在西安购置多处房产，并过户在宿某红个人名下；而更令人十分气愤的是：其二人隐瞒着我，冒充我的签名，伪造了一份所谓的股东决议，将赵某章自己60%的股权以30万元人民币的股价，全部转移到宿某红的名下，使宿某红成为公司第二任“合法”的法定代表人，并在工商局变更登记。
发现这一系列问题以后，我立即找到赵某章，坚决要求他不能将公司法人交到外人之手，更不能将大量资金存放于他人名下；同时，针对查账时发现大量资金外流的情况，我当机立断，置留了一些账务及合同，并要求赵某章立即召开股东会议，解决公司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然而他却敷衍了事、搪塞推诿，就是不积极配合、不予以解决，将我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
时间到了2008年的春节，2月19日，正月十三，闻讯赵某章回到了蒲城罕井镇老家，我心想当着父母的面，兄弟俩把问题说清楚，也是一件好事。于是就赶回家，后在父亲的出面调解、见证下，经我们二人一致同意，共同签订了一份《公司股东协议》。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公司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真正意义上的股东会议，该股东协议核心内容为：一、公司法人由宿某红转到赵某章名下，然后再由赵某章转到赵宪虎名下；二、公司股权比例为：赵宪虎占70%，赵某章占30%；三、公司2008年2月7日以前的股东分红比例为赵宪虎占60%，赵某章占40%，之后的股权分红比例则按三七开，赵宪虎占七成，赵某章占三成……随后，我二人均签字画押，表示严格执行此协议。这份当初最有力、最原始的见证，尽管如今纸页泛黄，但仍足以说明公司核心问题。
然而，人的欲念和贪婪一旦无限膨胀，就会迷失航向，驶向歧途，而我们善良的初心，手足情谊，也换不回一个利欲熏心的丑恶灵魂。尽管当着老父亲的面，赵某章在协议上签了字，然而回到西安以后，他再一次欺骗了我，依然我行我素，完全将《股东协议》抛之脑后，不予执行，完全不顾念几十年的兄弟之情，为了一个外人，反而与兄长反目成仇，言而无信、中饱私囊、合谋欺诈。
不知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我辗转反侧，就是想不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拿起法律武器，于2008年3月5日，在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立案，要求：解除宿某红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恢复到原法人赵某章名下，并确认赵某章与宿某红的股权转让无效；5月9日，碑林区法院正式宣判：被告赵某章与第三人宿某红签订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判决生效后，赵某章仍然拒不执行，经多方努力调解无果后，我再次到碑林区法院立案，要求其二人按照协议约定到工商局办理法人变更手续。后法院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原因是：企业工商登记变更是工商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的主体不对，应诉讼工商局的不作为，所以就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后我又将西安市工商局告上了法庭，2009年1月9日，工商局自动变更了工商登记，公司法人由宿某红变更为赵某章。
这才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按照2月19日《股东协议》，公司法人应变由赵某章变更到我赵宪虎的名下；其次，继续履行当初签订的公司股权、分红比例等协议。然而，赵某章继续一意孤行，拒绝执行，没办法，我再次将他起诉到碑林区人民法院。
这一次，碑林区法院主审法官系民二庭的王某，他在原二庭庭长靳某某的指使下，竟然剑走偏锋，枉法裁判，恶意曲解法律，硬生生的将具有公司决定效力的股东协议，仅仅认定为股权转让纠纷，进而参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条等相关规定，认定我们签订的公司股东协议系无偿赠与合同？而且，他进一步错误判定：赵某章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即赵有撤销赠与的权利，现按照赵关于撤销赠与的要求，法院予以支持，而关于我的所有诉求不予支持，驳回诉讼。
我不服该判决，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判决认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十分气愤、不满，仔细查阅了《合同法》第一百八十条，看该法条到底是如何解释“赠与”一说的？熟知，该法条却是关于《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之相关规定的，与我的案子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这明显是适用法条错误；而我们的基层法院、中院、甚至高院的法官们，居然一路走来，“认认真真”地走了一个过场，他们难道能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这其中难道没有隐情吗？
真可谓是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简直是可笑之极，正常的公司决议、股东协议，到了碑林区法院竟然变成了无偿赠与？历经两级法院再审，照样维持原判？试想，我们2月19日的《股东协议》丝毫没有任何赠与的意思，赵某章也未曾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赠与了股权；在二审、再审阶段，多名法律专业人士均已提出了正确的法律建议，但全部被我们的“人民法官”符合常规性地、习惯式地维持了原判？这其中难道不存在一些猫腻吗？
带着诸多的疑惑，我暗地调查后方知，赵某章曾提着一袋子现金到碑林区法院四处活动，他私下给民二庭原庭长靳某某、法官王某分别行贿，难怪我的官司连连败北，是因为这些手握审判大权的“执法者”们吃了黑食，所以天平还可能平衡吗？难怪对方律师曾气焰嚣张地对我说：“你根本告不赢、赵某章给法院做工作了……”但我不信这个邪，永不言败，决不气馁，一定要揪出这些司法败类，实名举报，必须将这些人民的蛀虫绳之以法。
官司打到这个地步，一路走来，我也是身心疲惫，力不从心，公司也停业一年，陷入僵局。我要求法院依法裁定，予以解散，后因赵某章百般抵赖、扯皮推诿，案件进展异常艰难，我迫不得已，只好撤诉。
时间到了2009年6月28日，赵某章向西安高新路派出所报案，说我扣押的车辆为盗窃车辆，在场的女儿说，这是法院正在处理中的纠纷车辆。民警走后，赵某章、宿某红用凳子将我女儿的头部打伤，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
由于赵某章的一意孤行，无视我顾念在兄弟情分上的一忍再忍，屡次制造事端，甚至多次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于2010年12月18日向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经侦大队报案，举报赵某章，宿某红涉嫌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虚假出资罪等系列经济犯罪行为。
自公司成立以来，赵、宿二人利用掌管公司行政、财务大权之便利，大肆挥霍公司资金。追溯到2007年底，公司施工项目67个，合同总金额高达1700万元，收回工程款项1100万元，均被其二人肆意挥霍，所剩无几。难怪我多次要求对账、分红时，他俩均敷衍搪塞，拒不提供资金流向、财务支出等明细，并私下转移会计账簿。
后据我了解，赵、宿二人在西安购置房产多处，从公司现金日记账显示：有四笔共计105万元支出均系其二人直接经手；还有350万元去向不明；提现42.8万元，与张某玲签订45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购买天伦盛世房屋一套；购买文艺南路金地园小区房屋一套；北京某路桥公司支付的40万元工程款，当日就被二人拆借出去；假借宿某红父母之名，成立陕西W来测绘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拉走我的客户资源，损害我的合法权益。
书接上文。在我向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经侦大队报案以后，该局一位方姓领导给办案民警施压、打招呼，让故意拖延、积压案件、拖沓不办。首先是迟迟不予立案，被迫立案后又未曾给我出具《立案通知书》；在我多次询问案件进展时，该案承办民警多次以“工作忙、案子多”等为借口，一味地拖延。
事后我才得知，赵某章通过关系找到公安局那位方姓领导，照样“金钱开路”，一路绿灯，在那位方姓领导直接关照和保护下，案子被压了下来，一拖再拖，致使赵某章等人逃避了法律责任，至今逍遥法外，过着悠哉乐哉的生活。而作为一名执法单位的领导，收受贿赂、贪赃枉法、致使积案尘埃、法制蒙羞，让我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付诸东流……但是，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依法治国的反腐利剑已在神州大地所向披靡，某些人的罪恶、贪腐，最终会得到公平、公正的判决和惩罚。
痛定思痛，时至今日，人生十余载的光阴已悄然流逝，我也从曾经朝气蓬勃、雄心满满的有志青年，即将迈入花甲之年，但我的合法权益、我的案子至今仍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我心不服，一定要讨个公道。时逢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这再次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之火，我不仅要为自己讨个公道，而且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定要揪出政法队伍中的那些蛀虫，实名举报，绝不姑息，不到胜利决不收兵。
不是结尾的结尾。
此刻，夕阳西下，周末的余晖慢慢与地平线重合，哗哗的渭水声萦绕于耳畔，在游人如织的一处青青垂柳旁，传来了一首儿童稚嫩的诵诗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